日本汉诗在中国.ppt

沈萍香16号书简： ? （水野）：日本乐府赍归乞翁先生雌黄一件，深为拜托。 翁先生、榕园先生同学人。 （沈）：翁海村，知不足。 我有微物，未曾检出，正月内奉赠，乞恕之。 翁公本来相好，榕园却不认识。当到吴门访托，勿负见委。 （水野）：所赐科场书，看过毕瞭然。多谢。 （沈）：缓日我尚有事奉托。 花月楼小集重刻否？ （水野）：已告成，他日应上呈。 游记山阳批径电览否？ （沈）：缓日我再要做跋。 （水野）：敝邦一佳话也。 翁广平（1760-1842），字海琛，号海村，江苏吴江人。 《吾妻镜补》，中国第一部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之作。 《日本乐府序》，载其《听莺居文钞》。 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收入太宰纯校《古文孝经孔氏传》等书。 榕园，吴应和，编选《浙西六家诗钞》。 钱泳（1759-1844） 钱泳题咏《日本乐府》： 沈君萍香尝游长崎岛，于市中得《日本乐府》一册，持以示余，为题其后二首： 文教敷东国，洋洋播大风。传来新乐府，实比李尤工（自注：谓李宾之、尤西堂也）。稽古联珠璧，斟今考异同。天朝未曾有，还拟质群公。 诗才真幼妇，史笔表吾妻。日月无私照，风云渐向西。雄文标玉管，彩笔敌金闺。闻说扶桑近，高攀未可跻。 道光十二年十月廿四日，句吴钱泳题。 ? 吴闿生评《日本乐府》： 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选〈蒙古来〉、〈骂龙王〉二首，评曰：“此二诗绝高古，不似日本人口吻。……意朱舜水之徒为之润色者欤？” 小结： 上述二例告诉我们，江户时代的汉诗人为了突破锁国的封锁，获取彼岸贤达的只言片语，曾付出了怎样艰辛曲折、甚至走火入魔的努力。正因为有他们持续不懈的隔海诉求，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才得以桴鼓相应，蔚为大观。 第三章、日本汉诗西传的文化意义 首先，它再次印证了汉诗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纽带，是怎样把语言互异、国别不同的人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历史上朝鲜文士访华时留存的《燕行录》、朝鲜通信使与江户文人的唱和往还，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美谈。但中日间直至明治时期之前，这种文士们的大规模同场竞技、一争短长的壮举，可惜并未出现。正缘于此，上述日本汉诗通过不同渠道的回流，哪怕只有一星半点，也如同空谷跫音，弥足珍贵。它说明文化交流尽管有主从、高下、强弱之分，但同时也是彼此渗透、双向互动的。特别是在强势一方已被充分认识之后，对弱势一方积极回馈的确认，便非惟拾遗补阙，更可相得益彰。 其次，它对过去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也起到了相对正面的作用。自《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迄于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大致经历了蒙昧鄙野（魏晋南北朝）→知书识礼（唐宋元）→凶残暴虐（明、清代前期）→文明开化（清末）的嬗变过程。其间虽因时势迁移、岁月流转而屡有变化，但日人能诗这一印象，始终使中国人能以温情的目光，注视着遥远东海中那块神秘的土地。因为“华夷之辨”的基本准则，并非地域人种，而是礼乐文化，如韩愈《原道》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吟诗作赋，则文野判然可别，史不绝书的中日之间的汉诗赠答，即其明证。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诸如传递信息、增进了解、刺激想象等社会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的相关话题。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即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国文人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认知的材料，以致难脱搜奇猎异、以助谈资的畛域。笔者在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日本汉诗可曾对中国诗歌产生过直接影响？ 先说结论：笔者认为，与当时大量“日制汉语新词”回馈华夏故土，促进中国早期启蒙运动的时代气运相呼应，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在清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八年（1882）任清朝首批驻日使馆参赞期间，也曾受到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 黄遵宪与晚清诗界革命 众所周知，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创作成就最为显著者。其新体诗的一大特点，即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评：“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他使英时写的〈今别离〉四首，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东西半球时差，当时就得到了诗坛大家的交口称赞。陈三立评之曰：“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 森春涛编《东京才人绝句》 明治八年（1875）出版，汇集了明治初期题咏“文明开化”的代表性成果。川田瓮江序云：“昔者咏物，花鸟风月；而今则石室电机、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