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doc

　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 移民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近30年来西方学术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来看，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等多种学科都已经纷纷介入到了当代移民研究领域，并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理论。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近代以来的大规模移民现象做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并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理论，从而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大大拓展了移民研究的既有框架，也在整体上提升了整个移民研究的层次。例如，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economics ）、以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移民理论（the new economicsof migration）、以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 ）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labor market theory ）、以萨丝凯·萨森（Saskia Sassen ）等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这些理论都从某个方面对移民现象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　　但是，从目前国内外对移民研究的历史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把移民的对象限定在国际移民上，如欧洲和北美地区对外籍移民的研究，以及中国国内以史学界为主的对华人华侨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那些国际移民身上。其实，就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一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我国的《辞海》中，其对移民的解释是指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人或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很显然，第二种解释中，并没有排除国内移民的现象。我国自三峡工程建设以来，移民一词也早已成为各种媒体和公众谈论的热门话题，而且其就是一种典型的国内移民现象。从词汇上来说，移民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它不像在英语中，既有名词（immigration ）和动词（immigrate ）之分，还有移民出境（migration ）、移民入境（immigration ）和互相迁移（intermigration）之分。但不管是移民出境还是移民入境，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移民都是以重新定居（resettlement）作为最终目标的，这是移民区别于人口流动（mobility）或人口迁移（move）现象的主要标准。　　当前，我国大量的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本质就是一种劳动力移民（尤其是那些已经居住在城市多年的农民工），是农民市民化的前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在城市定居的愿望和追求（尽管不是《辞海》中所说的一种组织化的人口迁移），只是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和城乡分治的格局人为地阻止了他们的自由流动和移民愿望（这也是他们大多缺乏组织化迁移的主要原因）。相对于通过毕业分配、工作调动、财富投资等正规渠道而移民到城市的人来说，农民工只是一群劳动力移民（labor immigrants），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现在只是一群寻求定居的非组织化或非正式的农村劳动力新移民（new unofficialrural labor settlers）。之所以说他们是劳动力新移民，是因为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老移民而言的。与那些老移民相比，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迁移到什么地方，政府不再禁止他们流动了，但同时，他们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即使他们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仍然无法获得像老移民那样一旦移民成功就会得到合法的制度认可。所以与80年代前的老移民相比，他们拥有了许多自由，但却无法真正获得城市移民的身份认同。这些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实际上已经完全构成了城市的新移民。例如，肯尼斯·罗伯特通过对上海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潜在的定居者（potential settlers），而不是临时的流动者（temporaryfloaters）。这些靠纯粹出卖体力而在城市顽强生存的人们，即不能像那些苦读十年寒窗书，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和毕业分配来摆脱农民身份，从而实现向城市升迁的知识移民，也不能像那些腰缠万贯，通过投资设厂和购买住房，从而实现向城市进军的财富移民，他们只有体力，但是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和坚忍的毅力同样在城市里拥有了固定的住处和稳定的职业，而且也同样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　　有学者估计，在1990－1996年间，我国每年大约有5000-6000万农村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其中有1000-1500万人口（即大约1/5）永久性地移居到了城市，成为城市的劳动力新移民。但就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这些劳动力新移民构成而言，他们不完全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其他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