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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里的回声 　　父亲走了快三年了，按家?l的习俗，三年忌日当天要举行脱孝仪式，意味着守孝期满，也意味着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父亲不会远离我们的，他一直活在我们心中，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愈发地想念他…… 　　父亲去世后，他的手机和座机电话都停用了，可两个号码我一直存着，尽管后来换过两次手机，我都没有删去。号码肯定是拨不通了，但我不想删去关于父亲的任何记忆和信息。 　　父亲出生于普通家庭，兄妹两人，祖父是做面点的手艺人，祖母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他们供我父亲读书到初小毕业。解放初期，为了生计举家投亲到上海。因为父亲有文化，又是团员，便被选拔到街道居委会担任主任。后来中苏友好，上海建起了苏联成就展览馆，父亲作为优秀青年被选调去工作。父亲能说会写，手脚勤快，加之长得一表人才，很得领导赏识。上海展览结束后，苏方负责人提出要父亲继续到广州搞展览。祖母知道后，怎么也舍不得她唯一的宝贝儿子离开身边，不由分说举家又离开上海，回到了家乡。对于上海的这段经历，父亲每每提及总有些许遗憾。父亲先后在家乡的镇上做过几个单位的负责人，凭他的为人和能力完全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但由于母亲出生地主家庭，在那个年代，父亲是不可能有多大前途的。父亲为人正直善良，热情好客，是个很有骨气的人，我一直很敬佩他，也总在有意无意中效仿他。父亲最后的岗位是镇建筑公司的书记，十多年时间，他管理着两三千人的队伍，由于经营有方，业务很红火，在县城盖了许多大楼，是全县的行业标兵，他在单位的威信一直很高。 　　父亲不仅工作出色，家庭观念也强，他和母亲培养了我们兄妹四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我们兄妹先后到了市区工作，电话便成了我们家庭联系的主要方式。每逢周末或家中有事，父亲都会挨个打电话给我们。九十年代，父亲母亲退休后也搬到了市区，和弟弟住在一起。那个时侯家里也都安装了电话，联系就更方便更频繁了。父亲在电话内提得最多的事情，是叫我们回家吃饭。每到周末，父亲便一家家拨打电话，我们的好觉多是被这通电话打断了，先是叫醒，过一阵再来催，直到聚齐为止。对于年轻的我们，叫醒的电话很是烦人，大家都提出过抗议，却并不被他接受。父亲年纪大了，觉头短，醒得早，认为大家该起床了。再说他也有自己的办事程序，一通电话后，他便和母亲商量菜谱，拟订菜单，然后赶早市买菜，回来便交由母亲打理烹饪。美味的午餐后，便是父亲的搓麻时间了。父亲一生有两大嗜好――香烟和麻将。因为烟抽得厉害，六十岁时查出肺气肿便下决心戒了烟，以后就专攻麻将了。他打麻将如同工作一样认真用心，瘾大，技术也高，各种花式都会，在朋友、同事和亲戚中带出了一大帮徒弟。基本每天下午都在打，有时还持续到晚上。他的这一爱好和特长甚至成了个人的身份符号，家里家外都有人以此开他的玩笑，他也从不气恼。女儿小时候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爷爷最喜欢的事是抱孙子，但如果有麻将打，连孙子都可以不要了。”虽说夸张了点，但也十分贴切。 　　后来手机普及了，妹夫特意为他办了个老人专用机，从此，他座机、手机双管齐下。电话为父亲的热情好客大开了方便之门，让他的兴趣爱好如虎添翼，联系麻友成了他打电话的主要事项，叫上张三叫李四，约了今天约明天，乐此不疲。 　　父亲打电话的声音总是很洪亮，爽朗干脆。唯一的例外是2003年春节后的一个凌晨，我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拿起电话就听到父亲在里面泣不成声，我吓得不行，忙问怎么了，原来是我祖母刚刚去世。祖母一直跟我父母生活，七十多岁时眼睛患了白内障，手术后几次复发，逐渐失去了视力。父亲是个大孝子，和母亲一道照顾着祖母的饮食起居，端茶端饭，倒屎倒尿，为此他们也很少出远门，我们儿孙耳濡目染，深受教育。祖母活到九十六岁，无疾而终。 　　送走祖母后，父亲母亲总算有时间外出跑跑了，偶尔也和我们一大家子出去旅游。父亲和母亲相厮相守五十多年，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勤劳节俭，呵护大家庭，给了我们很多幸福和温暖的时光。 　　母亲比父亲早走了四年，打那以后，父亲虽说仍与弟弟住在一道，但明显孤单了。没了母亲的陪伴，早早晚晚打给我们的电话更多了，聊我们各个小家庭的大事小事。打电话成了父亲生活的重要内容。弟弟开玩笑时说过，父亲居然好几次用手机拨打自家的座机。他辩称是摁错了号码。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太寂寞了。只要得空，我们也会时不时打给他，聊上几句。不久，侄儿上高中，学习紧张起来，父亲也跟着忙开了。弟弟弟媳工作繁忙，他要安排好孙儿的一日三餐，先是排出一周的菜单，然后每天采买，再协助保姆依孙儿的口味一一烧好。这期间，父亲的肺气肿日益加重了，稍微动动就喘得不行，天一冷就更加难受。医生讲他肺气肿引起的肺纤维化已很严重，最终可能因心肺功能衰竭而不治。侄儿高考完，也迎来了父亲的八十大寿。生日那天气氛很热闹，父亲也很开心，我们和他拍了很多合影。十多天后，父亲便因呼吸困难住进了医院。入院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