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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名责实与集二千年于一线 　　中图分类号 K25；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095-03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的名词或概念史的研究渐成热门，取得了丰富成果，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疑惑。概括而言，值得讨论的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一是追究渊源流变之时好将二千年集于一线，二是对应翻译词汇之际总想循名责实。二者或连贯古今，或沟通中外，立意固然不错，只是要想将古今中外适得其所地沟通联系，远比现有的认识复杂得多。或者说，因循现有的路径，很容易陷入形似而实不同的陷阱无法自拔。若不能高度自觉，用力越深，反而离预期的目标越远。 　　研究近代中国的名词概念问题之所以要牵扯古今中外，与今日使用频率甚高的众多通行名词产生传衍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以时下的通常理解，新名词并非仅仅是近代才有，自古就有外来词陆续加入汉语中文的行列。只是原来零零星星，断断续续，潜移默化，未能产生显著的冲击作用。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翻译西书，逐渐形成了一些专有名词。由于传教士中西学分途并行的观念主导，所译西书的范围不宽，所用名词的概念用法不够固定，没有在中国士人当中流行。虽然在华教会曾经有过统一名词的组织和努力，效果和影响都不明显。 　　甲午战后，中国大量逆输入明治日本的新汉语、新名词在较短时期集中涌入，对中国的语言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影响。明治新汉语逆输入一事，远非通常所认为的名词变化那样简单。其背景是中西学在长期分途并行之后，由于甲午中国战败的影响，朝野上下呼吁学习日本变法图强，以东学为主导，促成中西学融合为新学，大量新名词集中输入并且流行，使得汉语由以字为单位逐渐向着以词为单位演变，新学又借由这些新名词、新概念而加速传播。相形之下，原有的中学沦于旧学的变相，日益失去与原来主要由传教士引进译介的西学并驾齐驱的地位。借由东学的外衣，西学开始以新学的面貌在士绅阶层广泛流传，进而影响到官府朝廷的思维和决策，教育、学术等知识体系和包括官制在内的制度体系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学的架构下，中西学很快熔于一炉。 　　将这一时期的明治新汉语来华称为逆输入，是由于其中不少原产于中国。大体而言，明治新汉语包括三部分，即中国典籍固有、来华传教士采用和日本人自创，即使后两类，也大都是参考借鉴中国古代典籍而来的。 　　日本知识人创造明治新汉语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造汉语，而是为了对应翻译西文的词汇，不得不借助言简意赅的中国古代典籍当中的一些文辞，既较日语简洁，又更加准确达意。可是这样拿中文对应西文，忽略了不同的语言文字很难完全对应，总会因缘文化环境而产生微妙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差异，很容易在中文、东文和西文世界中产生误读错解。今人在探究这些近代新名词的渊源时，常常会利用现在科技手段的发达，通过各种检索系统查询古籍当中是否存在以及何时出现。在研究者看来，只要找出顺序相同的排列组合，就可以认定这些名词古已有之，然后再寻绎意涵和用法的变化。这样做看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事实。因为专有名词往往是集合概念，对应西文而生的专有名词，虽然借用古典，不过是翻译的符号，不能望文生义地按照中文的字义加以理解，主要应该看西文的原意，并且根据西文单词的意思来解读中文的翻译词汇。 　　大多数情况下，西文词汇所指的事物，尤其是那些并非有形物质的抽象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即使按照后来的观念找到类似情形，仔细揣摩，也往往是形似而实不同。况且，文言以字为单位，不以词为单位，在古代典籍中排列顺序相同，不一定是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用于指称相关的物事，或不过偶然，或另有他词。也就是说，古人心中并无后来指向清晰的固定化集合概念，用后来发生的此类概念上探其观念，就像擅于语言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傅斯年所批评的，是将二千年集于一线，强古人以就我。 　　不仅如此，即使研究晚近名词概念，虽然时间不过数百年、数十年甚至数年，也不宜用名词勾连历史。由于古今中外的牵扯缠绕，名词相同而言人人殊的情形比比皆是。清季十年间，例如同样在东学的笼罩之下，“国体”、“政体”的指称涵盖不仅与今有别，当时各方也是聚讼纷纭，难得一是。有鉴于此，识者告诫新进学人用关键词做学问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事，的确切中要害。这样的误读错解，在东文世界当中一般而言并不存在。因为日本人主要关注西文单词的本意，汉语词汇不过是翻译的符号载体。然而，当这些词汇重新进入中文汉语世界之时，国人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熟悉的汉字以及似曾相识的组合。然后再去联想西文单词的本意，于是不仅引发当时各方面不少人的困扰，也考验着后来研究者的见识。 　　近代中国人虽然从明治新汉语接受了大量新名词，可是遇到西文概念或是论及所指事物，还是不由自主地会自行重新上溯古代典籍，望文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