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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中的书法 　　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国家分裂，金瓯不统，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朝，更是战祸连年，尤其到了北魏末期，尔朱荣于武泰元年（528）发动叛乱，对北魏皇族、鲜卑贵族及当时洛阳地区的大地主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灵太后、丞相高阳王、无上王、始平王、东平王、广平王、常山王等公卿以下二千余人均在此次叛乱中惨遭杀害。[1]尔朱荣的叛乱，客观上推进了北魏的灭亡，高氏家族的崛起，更成了北魏灭亡的催化剂。到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因不甘受制于权臣高欢，西投军阀宇文泰而去，高欢则于当年立11岁的元善见（孝静帝）为帝，并继续把持朝政，而宇文泰则于次年（535）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文昭帝），由宇文泰把持朝政。至此，北魏灭亡，北朝进入了由高氏把持的东魏与宇文氏把持的西魏分治的时代。与其他战乱年代的朝廷一样，东魏、西魏均享国不永，旋即被高氏北齐与宇文氏北周而先后取代，然而这两个朝代与前朝一样，也是短命王朝，北周灭北齐后，杨坚旋即又代周建隋，至开皇九年（589）杨广灭陈，隋始统一中国，天下又归于一统。 　　清代赵翼有诗句云“国家不幸诗家幸”，相对于北、东、西魏，北齐与北周的书法来说，则完全可以将此诗句套用为“国家不幸书家幸”。晋室南迁，士大夫集团亦随之南渡，彼时的中原先进文化亦然，在书法方面，东晋末年出现了“二王称英”的局面，南朝的书法最终以王羲之、王献之的“草隶”新体书风而成为主流，书法多以草书、楷书称胜。而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则沿用汉、魏以来的铭石体传统，北魏孝文帝甚至亲至洛阳“观石经”，加之北魏政权重用尤善“隶书”（包含今天所指的隶书与楷书）的崔氏一门，[2]因而终北朝几代朝廷，其书法与南朝的“江左风流”均有所不同，而是恪守着汉、魏的古法。尤其到了东魏、北齐期间，汉、魏的篆、隶书更是在当时统治者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复兴运动，刘涛先生称之为东魏“隶书的复兴”、北齐“书法的复古”。 　　北齐的书法，与前代大有不同。具体体现在，北齐书法变北魏“斜画紧结”的“洛阳体”楷书为“平画宽结”且带隶意的“平宽”楷书，或篆、隶、楷互相杂糅的书体，尤以隶定古文篆字的字形结构为主要表现特征。华人德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本于道教的影响，而刘涛先生与赖非先生则认为此现象的出现是由当时的复古运动所造成的，在这里，且不管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单以此种书法风格论说，确有它极大的艺术魅力，在文字学与书法艺术方面，均具有极大的研究与学习价值。 然而北齐于承光元年（北周建德六年，577）被北周吞并，政权的灭亡，行政区划的变更，施政方式的不同，会不会使北齐统治时期形成并流行的特殊书法风格就此湮没，答案是否定的。书写于北齐灭亡的次年，也即北周宣政元年（578）的《朱绪墓志》，则成了最好的注解。 　　《朱绪墓志》于2013年出土于山东青州，墓志为碑形圆首，有额，志额高28cm，志身高56cm，计高84cm，志额宽46cm，志身宽39cm，志额宽于志身，墓志整体作菌菇状。志额题12字，4行，行3字，曰“魏故乐安太守朱府君墓志铭”，文字为减地阳刻，额顶有线刻龙珠一颗，两侧各有俯身下冲的线刻云龙纹一条，整体较为华丽。志文19行，满行27字，计454字，有界格，字径2cm见方，与同时代其他墓志文字相比，此志文字较大。 　　关于志文内容的考证，李森先生已有研究专文发表，笔者在此不做赘述。从书法风格来看，此志虽然书于北周宣政元年（578），但却属于北齐书法的典型代表。此志书法与一般的模仿汉、魏隶书的杂糅体书法略有不同，而与书于天保（550――559）年间的涉县娲皇宫刻经、书于天统（565――569）年间的兖州《沙丘城造像记》在用笔、结体上多有近似之处，它不同于“洛阳体”楷书及篆、隶杂糅的怪异书风之处在于，在楷书的书写中加入篆、隶书的平正、宽博气象，而非套用篆、隶书本身，其用笔厚重，多尖锋出入，已开隋唐风气之先。刘涛先生认为北周书法依然在延续北魏洛阳时期的书法传统，而北齐并入北周的同时，其书法却未被北周的书法传统所同化，而是自觉地延续到了北周，直到隋唐。任平先生说，文字的书写，不以行政区划的变更来划分，诚哉斯言！同?樱?文字的书写，也不因朝代的更替而变更。如北齐的《娲皇宫刻经》与北周的《朱绪墓志》、隋代的《曹植碑》的书法风格一脉相承，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是书法的文脉却代代不断。 　　据李森先生所说，山东出土的北周墓志极少，仅有大象二年（580）的《朱林?d墓志》和本文所说的《朱绪墓志》两通，其珍贵之处在于山东在由齐入周后仅隔3年，就进入隋代，故山东出土的北周墓志甚为少见，然而其体现出来的书法传承的意义却又极为重大，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朱绪墓志》在历史政治沿革及书法史演进方面所体现的最大的意义之所在。 　　乙未四月廿七夜于东直门外卧?C 　　附： 　　《朱绪墓志》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