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与语言 李明杰.doc

转型期社会阶层重构的语言学再现 ──以汉语泛尊称的社会分层为例 ⊙ 李明洁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有着国际标本意义的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社会不论是政治意识、经济形式，还是文化观念和风俗形态都发生着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以至新阶层和新的阶层格局的形成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中国和世界必须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者，我们直觉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发生着的显著而又微妙的变化，一定会在社会语言的使用中有所体现。若以社群方言为参照系，其变化应该是以社会变化而导致的阶层分化为起因，以具有群体特征的阶层方言的形成及其使用为结果。也就是说转型期社会阶层的重新整合、变化即重构都将在社会语言使用的层面上得以再现。 　　那么，如何来验证我们的这个假设呢？ 　　我们发现称呼语是一个很适合这一论题的分析样本。因为称呼不仅是社会人际关系在语言中最系统、最直接的投射，而且还能折射出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从中可以窥视一个社会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至于社会样本，我们则决定选择转型特征最为明显、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上海。 一　社会阶层与语言分析之间的关系 1. 我们选择泛尊称作为语言分析的指标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社会阶层与语言分析之间是相关的。 　　因为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人们的社会阶层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语言选择，从而形成了分属于特定阶层的「社会方言」中的「阶层变体」。而通过对阶层变体的研究又可以反过来印证、比对甚至构拟社会阶层的格局。 　　我们选取泛尊称作为语言指标，把对泛尊称的态度(以下皆称作态度值)作为衡量手段。这是因为泛尊称是在最广泛的场合下社会成员普遍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它最能集中体现人们在特定社会时期的整体价值倾向和当下社会心态的变化。我们从初步的调查报告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人们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和文化程度的不同，人们对各个泛尊称的态度值也就不尽相同。这些变化着的态度值异常敏感地显示出人们社会阶层上的差异。通过对调查结果的一般性统计，我们感到有可能也有必要对以下两个观点进行验证，这就是：第一，对泛尊称的态度值是上海市各种层次的话语中体现社会差别的标记；第二，社会阶层的构成要素：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收入都对人们的态度值产生影响，且其影响呈某种趋势。 2. 社会阶层的确定标准 　　那么，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可操作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方法呢？我们开始在西方经典理论中寻找答案。 　　 「社会阶层」这一概念首先是在西方政治学中出现并成熟的，而且也广泛地辐射到西方其他人文学科。它根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它在其他学科的应用也无不受其影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社会阶层」概念在西方社会语言学中的应用实例。 二　用语言态度衡量社会分层的西方理论和方法 1. 关于社会阶层及其评估公式的西方经典论述 　　（i）社会分层与社会阶层 　　我们研究上海市泛尊称的社会分布状况，首先就面临着贯穿在这个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分层模式。这里，我们采用贝尔纳·巴柏（Barber）的定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化和社会评价的结果（Barber 1957，1-3）2。使用这个术语不是指哪个特别类型的阶级或等级，而只是表明社会的正常生活方式已经在一定的集团和人群之间形成了系统的差别。而且分层的形式已被公认为是地位和声望悬殊的体现。而社会分层体现在个体与群体身上即为社会阶层。 　　那么，在社会分层中有哪些重要的指数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语言学教授冯·戴伊克(van Dijk)指出：「关于群体的社会再现可能包含的节点有：面貌、来源、社会经济目标、文化背景、性格等。这些范畴构造社会再现的命题内容。」3它们不仅体现共有的社会知识而且包含有评价信息，如对于其他群体成员的一般看法。 　　（ii）社会阶层的评估公式 　　有不少社会语言学家试图概括上述诸多指标与个人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考察那些不可测量的但直观上与概念相关的因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提出的公式： 　　社会阶层分=职业×2+教育×4=收入×1＋住房×14 　　在这个公式中，拉波夫将收入划为10级，教育划为5级、住房划为5级、职业划为10级。他认为一个人所达到的教育水平比起收入来直感上与社会阶层的划分联系更大，教育与职业在决定社会阶层时比收入、居住地区、住房都重要。不同的社会语言学家在社会阶层构成的界定与要素的选择时有一些差异，但可以看出他们一致认为：社会阶层是社会分层的结果，而这些分层是由于职业、文化程度与收入等要素的差异而产生的，这就提示我们：可以把社会分层这一不易把握的现象通过可以调查的内容：职业、收入等来考察。功能主义的分层理论也采取相似的方法，如美国就曾把一百多种职业按社会声望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