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doc

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 高歌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的关系，指出：经济全球化给中东欧国家造成的内外压力促动了中东欧制度变迁进程的开启，并在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行；同时，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对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中东欧国家必须学会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自己，才能顺利完成制度变迁。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制度变迁；中东欧 　　【作者介绍】高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100007) 　　波兰学者格·科沃德科说过：“近十年来，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就其范围、内涵和速度而言，它广泛地吸引着人们，几乎使全人类都从智力上、物质上和情感上卷入了这两大进程之中。其一是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其二是后社会主义的转轨。这两大进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创造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内涵。一方面，全球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催化剂，其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假如不是不久前还是一个特殊封闭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参与，那么全球化至少不可能以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得以发展——这个社会主义世界曾经拥有16亿人口，拥有巨大资源，对商品和服务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这需要由世界经济来满足。”[1]的确，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对于这对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我所接触的国内外文献中，有关论述却显得并不充分。只有波兰学者科勒德克(科沃德科)的《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2]和《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中国学者孔田平的《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3]、田春生的《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经济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影响及其应对》[4]和张谊浩、陈柳欣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制度变迁》[5]等有限的论著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全球化与中东欧国家制度变迁的关系作更全面的考察和更客观的阐释。 一、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1.经济全球化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与定义，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我们在此只能采用比较公认的说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6] 　　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获得巨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电机，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经济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趋于一体。”[7]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和拉美国家广泛应用，市场作用愈加受到重视，金融资本的管制有所放松，国际贸易的障碍减少，企业也扩大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力度；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下降，信息、交通和通讯的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保障。经济全球化初具雏形。进入90年代后，随着苏东国家剧变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及在其框架内消除贸易障碍和建立全球金融市场，欧洲共同体发展为欧洲联盟、欧元出台及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既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法则扩张的产物，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市场法则全球拓展的客观要求，其本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超越资本主义范畴，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各国逐步取消或放松了对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管制和限制，生产要素得以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按市场法则优化配置，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融合，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逐步确立。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一直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资本不断挣脱地域的局限而走向全球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攻击性扩张的结果”和“空间形式”，[8]是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世界”。[9] 　　2.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首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凡勃伦和康芒斯等老制度经济学家的影响下，为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忽视制度因素所造成的狭隘性，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先后于1973和1981年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重要著作，兴起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热潮。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既关注“经济利益的转移与再分配，也涉及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