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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土化学术实践的一个经典案例研究* 兼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阎光才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要：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危机。在强烈的民族认同诉求下， 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主流反而逐渐远离了对传统的文化认同，成为西方话语的迻译者和诠释者。在一 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反思文化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角色并予以重新合理的定位，应是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 研究能否免于被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所同化、而获得自身独立性的基本主题。本文从清华早期国学院创办 的历史分析角度，阐述了它的制度以及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本土化学术实践、以及大学制度创新的价值 和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 本土化； 清华国学院； 学术实践；大学 现代大学本身就是伴随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过程中文化扩张的产物，包括中国在内的 大多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都无不具有被征服和被殖民的背景。因而，也就 是由于有了这段屈辱和痛苦的民族历史，在以现代性为标志的西化与以民族认同为旨归的本 土化之间，第三世界的大学一度被置于一 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西方化的 产物，由于在先天上缺乏适宜的内生环境和文化土壤，它们不得不全盘移植了西方的大学学 术组织形式和学科建制；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它们又往往被赋予了民族振兴和民 族传统延续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双重使命。由是，从早期的被殖民化化一直到今天的全球化时 代，一种内在的、持续的紧张始终居留于第三世界的大学之中。这种紧张的真正文化意义其 实并不在于话语权力的争夺，因为自近代以来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没有为弱势民族的传 统文化预留多少权力空间，而是在于弱势的民族是否并且如何能够借助西方意义的大学，为 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延续赢得一线生机，包括借助西方话语的植入，让传统与文化在全球化的 语境中重现活力。 一、西学东渐：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从晚清中华民族在经年饱受外夷入侵之痛中觉醒， 始有了自觉学习西方的实利科学和 技术的意识，到如今一 全球化话语风行的时代，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史，既是一部民族自强 和自立的自我奋斗史，然则，又是一部不断否定自我甚至试图超越自我的文化革命史。同世 界其它同样积贫积弱的民族一样，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格局中，面对在经济、政治等领 域不断被边缘化的窘境，中华文明也经受了自古以来最为彻底、最具震撼力的强烈冲击。正 如杜维明所认为的，如果说19世纪的90 年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不失为在对传统的认同 与西学的适应间寻找一种妥协，那么，在五四之后，虽然“全盘西化”的口号，“或许只有 *作者简介：阎光才（1966－），男，山东省荣成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1 极少数传统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却是一种普遍态度的表征。”[1] （P156）由此 始，在种 的存亡与文化的遗存之间，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自觉或主动地远离 了自己的传统，甚至 传统视为中国落后根源。在把视线投向西方文明的同时，传统也成为 一个被批判的参照对象。 可以说，整 20 世纪，面对着中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巨大落差，中国的知 识分子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不同关键时期，再一次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发动者。然而，与以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的是，如果说此前他们更多地担当了传统 儒家精神的传播者和诠释者，那么，这一次，则在更为广泛意义上，他们更多地是扮演了传 统的批判者角色，并不同程度地 西方文明作为摆脱传统、解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思想、精 神、文化和制度的源头。然而，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就整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运 行轨迹而言，主动接纳了西方学术话语资源的中国知识分子，依旧没有真正摆脱自身的传统 角色定位，即作为体制之外的政治参与者和体制内政治诠释者的角色。相反，在国运日衰、 种的存亡维系一旦的危急情势之中，他们更表现出了空前旺盛的政治热情。诚如杜维明所言： 因为激进变革的要求是如此的压倒一切，“这种情势绝对无益于冷静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 付诸行动的趋势是如此强烈，所有的写作活动都变成了引发社会具体变化的武器。逃避现实 只是作为对这种集体卷入的冲动的反应而日益常见。政治问题支配了学术思想界。” [1](P156)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