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的宗教社会学思想.docx

罗伯特·贝拉的宗教社会学思想述评李峰（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1620）摘要：作为一位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贝拉的思想主要围绕着现代性议题中宗教的意义和功能展开。从其宗教社会学大致可分为求学阶段的学术积累、哈佛大学时期的“悲观的乐观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乐观的悲观主义”和70年代后的“后新教徒”问题四个时期，他分别对宗教的本质、宗教研究的路径、宗教与现代化、宗教进化、美国公民宗教和美国道德生态重建等具体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贝拉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立足社会学对人类学、哲学、神学和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的整合，为此，他的学说独树一格。但我国学界对贝拉的介绍和研究多具碎片化，该文基于此，对其宗教社会学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关键词：贝拉；宗教观；宗教与现代化；宗教进化论；公民宗教罗伯特·贝拉（Robert Neeley Bellah，1927-）现为美国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和比较研究教授，他是少有的一位精通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哲学和神学的学者，而且还是当代美国一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帕森斯评价贝拉是他所认识的学者中，少有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赵沛鐸，1997：125-126）。2000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授予他“国家人文奖章”；2007年，贝拉还获得美国宗教学会颁发的马丁·马蒂奖（Martin E. Marty Award）。在汉语学术界，对贝拉的研究大致表现出前后四种不同的旨趣。最早的贝拉是作为一个20美国文化研究者而被译介到国内，其标志是体现他后期思想的与他人合著的《心灵的习性》中译本出版。随后，高师宁（1994）和赵沛鐸（1997）等学者对贝拉的早期思想进行了介绍，其重点是宗教进化议题。第三个阶段的研究主要在韦伯命题之下对贝拉的现代化进行探讨，这体现于贝拉的《德川宗教》的翻译和出版。伴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强大，何为中国人的共同精神家园，以及对儒家学说是否为教的探讨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贝拉的“公民宗教”成为学界关注的第四阶段的重点（陈勇，2006；汲喆：2011）。本文认为，对贝拉宗教社会学思想的了解不应局限于片段式地探讨，而更应做整体性的分析，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对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所处的社会情境进行梳理。基于此，本文从贝拉的宗教观及分析路径、宗教与现代化、宗教进化论和公民宗教论等方面展示其宗教社会学的全息图。一言以蔽之，贝拉的宗教社会学集中于对宗教意义的探讨，他的核心议题是分析在社会中被视为神圣的价值象征体系及其功能，而这又被他近来表述为“置于人类整个历史框架中进行理解的现代性议题……并对我们最深层次，且将现代性置于危险状态的社会和文化困境进行思考”（Bellah Tipton，2006:vii）。一、学术背景和概要贝拉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家庭，但二战使他开始质疑以前的宗教和政治信仰。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贝拉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读物。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后，贝拉抛弃基督教信仰，转而认同马克思主义。虽然贝拉日后说他当初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是将之作为自己原来基督教思想的“一时替代物”，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使得贝拉能够摆脱狭隘化的视角，用更宽广的视野去审视世界。同时，贝拉还认为，何为一个美好的美国社会，一开始就对其进行探究可能并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现代社会的把握应该从人类初民状态和异文化中去探寻。为此，贝拉选择人类学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这使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分的西方中心主义陷阱。作为这阶段的成果——贝拉凭本科毕业论文《阿帕奇人的亲属制度》（1952）获得了优等生之荣誉学会奖。此外，在大学期间，“东亚文明”和精神分析两门课程对贝拉后来的学术思想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前者使其对的日本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后者则使其关注弗洛伊德的学说。随后，贝拉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主攻东亚文明。在对异文化的深入研究中，贝拉试图从理论上深层次探讨现代性的实质，于是他开始追随帕森斯和派尔泽（John C. Pelzel）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日本德川时期的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并最终破例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东方语言学联合博士学位。此间，贝拉在接触到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思想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基督教信仰。在毕业之际，贝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重新皈依基督教。博士毕业后，由于他曾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贝拉选择前往加拿大McGill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出站后，麦卡锡主义也在美国逐渐平息，1957年，贝拉回到哈佛大学，并完成了《宗教进化》和《德川宗教》的写作。总的来说，“悲观的乐观主义”是贝拉此阶段的学术基调。其乐观主义与当时西方学术界盛行的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认为现代化的结果是诞生一个民主、自由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