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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里诉麦迪逊 （Marbury v. Madison） [判决书节选] 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发表了法院的意见： 在书记员宣读宣誓书(affidavits)并归档之后，此案形成了一个裁决，即要求国务卿说明不送达强制令（mandamus）的理由，并命令他给威廉·马伯里颁发哥伦比亚地区华盛顿特区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的委任状。 但是国务卿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而目前的动议正是为了这一强制令。由于案情的精细微妙，背景的新奇复杂，以及案件争议焦点所产生的真正困难，都要求对法院形成意见的原则做出详尽阐释。 法院审理这一案件时，按顺序考虑并解决了下列问题： 申诉人是否有权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 如果他有这个权利，而且此项权利受到侵犯，我国的法律是否为其提供了救济手段？ 如果法律确实为他提供了救济手段，这种救济手段是否指法院下达颁发委任状的命令？ 首先要调查的是第一个问题：申诉人是否有权要求颁发委任状？ 本院认为：当总统签发了委任状，即意味着做出了任命；一经国务卿在委任状上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即算完成。这个委任状不仅不可撤销,而且授予该法官某些法定权利，这种权利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因此，本院认为，扣留委任状的行为不是法律授权的行为，而对法定权利的侵犯。 这就带来了需要调查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他有这个权利，而且其权利被侵犯了，法律是否为其提供了救济手段？ 毋庸置疑，公民自由权的真正本质在于：每个人在其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法律给予保护。政府的一个首要职责就是提供这种保护。我们一直强调，合众国政府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但是，如果我们的法律不能给受到侵害的法定权利提供救济，那么，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它无愧于“法治政府”这一崇高称号。如果本案对我们国家的法律理念（jurisprudence）带来如此毁誉的话，那么，这必定是由于本案的特殊性质而引起的。因此，我们应当查明，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些构成要素，可以使本案免于法律调查，或对受侵害方拒绝给予法律补救（legal redress）。 该案在性质上是否属于庭外的调解协议（transaction）？我们的宪法对最高行政机构实施的政治行为是完全信任的，而且对因此受不当行为（misconduct）侵害的个人不予救济，那么，颁发或扣留委任状的行为，是否应作为纯粹的政治行为而由行政机构独立行使？这类案件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但并不是任一政府部门作出的每一个职务行为都将形成此类案件。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法院能否审查部门首脑行为的合法性，这通常取决于该行为的性质。 根据合众国宪法，总统掌管某些重要的政治权力，在行使这些权力的过程中，他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同时仅以其政治人格对国家及自己的良心负责。为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宪法授权总统任命某些官员，这些官员服从并执行他的命令。 在这类案件中，这些官员的行为被视为总统的行为；而且，不管对行政裁量行为的方式持何种意见，都不存在也不能存在某种权力来控制它。这属于政治的范畴。这种行为更尊重国家，而不是个人权利；这种自由裁量权委托给了行政机构，行政机构的决定通常是具有最终决定性的。当我们注意到国会设立外交机构的行为时，就会发现这一观点在实践中的应用。外交官员的职责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他必须严格按总统的意愿行事。他仅仅是传达总统意愿的机构。法院决不能审查这些官员的职务行为。 但是，当立法机关继续将其它职责赋予这一官员时；当他接受法律强制去执行某些行为时；当个人权利有赖于那些行为的实施时，就此而言，他就是法律的执行者；其行为必须守法；也不能因行使自由裁量权而践踏其他人的法定权利。 从上述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当部门首脑作为行政机构的政治代表或秘密代表时，他们仅仅是执行总统的意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行使行政机构所拥有的由宪法或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再明显不过的是，对这些行为只能进行政治性审查。但是，只要法律赋予其特定的职责，而且个人权利的实现有赖于这些行为的实施，同样很清楚的是，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人有权诉诸国家法律，请求救济。 因此，法院的意见是，马伯里有权得到任命；拒绝颁发委任状的行为是对这种权利的公然侵害，对此，国家的法律为他提供了救济。 接下来，需要调查的第三个问题是：他是否有权获得他所申请的那种救济。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其所申请的令状（writ）的性质，二是，本院的权力。 首先，这一令状的性质。 这个令状一旦授予，就意味着对一位政府官员的命令，用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话来说，这一令状要求该政府官员“必须作出特定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属于其职位和职务所特有的行为，而且是法院预先决定或者至少假定符合权利与正义的行为。”或者用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的话来说，本案件中的申诉者有权要求担任公职，但却被剥夺了这一权利。 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