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中国知识分子系列之三革命：清末民初边缘知识分子崛起与出路.docVIP

革命：清末民初边缘知识分子崛起与出路 [导读]民国时期被后人认为大师辈出，但底层知识分子却很少发声，缺乏进入体制的途径，社会地位日渐边缘化。边缘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如何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如何从知识分子向其他身份转换？ 民国时期被后人认为大师辈出，梁启超、胡适、周树人等人站在知识分子金字塔顶端，生活优越，与他们相对的底层知识分子却很少发声，清帝国后期有数百万儒生，进入民国以后，新学校的学生在民国四年就已经达到430万，不同于传统社会，他们缺乏进入体制的途径，社会地位日渐边缘化，他们在新社会中如何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如何从知识分子向其他身份转换？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革命救国：边缘知识分子走向激进革命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不断冲击下，国家危机日益深重，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的知识分子们自觉的肩负起救亡的使命，在此情形下，从政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但当时中国的体制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缺乏吸引力，于是另一条道路成为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革命。 知识分子选择革命的道路，有较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知识分子都希望进入体制，通过改良的方式促进中国变革，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林旭，字暾谷，福建候官（今福州）人，他出身贫困家庭，早早中举，但始终没能考取进士功名，在那个时代，他可以称为边缘士大夫的代表。林旭目睹了甲午战争中清王朝的惨败，于是参与到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运动中，他也成了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可惜，在这场读书人发起的运动中，林旭从来不是核心领域的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林旭也惨遭杀身之祸，林旭的失败也显示了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变动中的无力，他们已经很难进入体制的核心并影响中国的政治了，进入民国以后，科举制被废除，军人、商人等集团崛起，知识分子集团显现出边缘化趋势，这个团体中更加边缘的小知识分子就更难进入体制，于是更多人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知识分子选择革命的道路，有理想抱负的影响，也有个人怀才不遇的诉求，这一特点在边缘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以汪精卫为例，他自费出国留学，后来加入革命队伍，通过暗杀摄政王载沣一案名扬天下，从此以后成为革命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乃至后来成为影响中国的历史的政治人物之一。同样的案例在陈独秀身上也可以找到痕迹，陈独秀失去北大教职后，个人身份显得边缘化，为此他转向激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见马勇《陈独秀为何离开北大？》）。 在汪精卫与陈独秀之后，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选择了这种方式，同时，民国的乱局使得体制不吸引人，这促使更多知识分子主动远离体制加入革命阵营，无论是瞿秋白这一代早期参加共产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后来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那些加入蓝衣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希望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中国，不同的是他们选择加入的阵营。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呈现出日趋激烈和极端的倾向，当然，这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倾向，一战时期，欧洲大量知识分子都在鼓吹民族主义，甚至到了二战时期，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宣扬极端主义，这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二、从戎救国：知识分子参军促使军人集团崛起 加入军队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收益也是可观的，清末民初，中国政局动荡，军队的发言权变得前所未有重要，许多知识分子选择加入军队，这有获得升迁进入体制的可能，最差也能保证一份稳定的糊口收益。 清末民初，选择军旅生涯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多的成功机会，这种机会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开始显现，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内的许多人，他们都是通过这场战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的，而他们也成为士大夫最后的“光荣”。至此以后，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日渐重大，而读书人也成为各方势力追求的目标，从清末北洋新军开始，读书人便受到礼遇，尽管中国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心态，但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底层知识分子缺乏上升孔道的情形之下，边缘知识分子选择参军就没有那么大心理障碍了。 北洋陆军学堂的那一批人可以算作是边缘知识分子从军的典型代表。吴佩孚，本是落地秀才，后来成为直系军阀首领，控制北京政府长达数年之久，时有人甚至认为非吴佩孚不能救中国，可见其人望之高。吴佩孚在考取秀才之后，有一段时间依靠写春联和卜卦为生，后因他人推荐成为聂士成手下，开始军旅生涯，他因为自己的知识背景而赢得“儒将”称号，后来更因为在日占时期拒绝为日军出力而受到赞誉。吴佩孚在回忆中也谈到了儒学背景给他带来的好处。吴佩孚的经历可以被视为边缘知识分子通过从军进入体制和政治舞台中心的典型。 北洋陆军学堂之后的各大军校学生文化层次有明显提升，曾经控制湖南9年，多次和红军交手的何健就是在新学读书之后，直接进入军校而一路被提拔为军长。这些人的成功，对知识分子而言，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他促使更多人选择这条道路，同时在理想的推动下，从军也往往被视为救国的法门。 希望通过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