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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以文化的名义——评《作为文化的传播》
传播:以文化的名义——评《作为文化的传播》
作者: 陈力丹 张晶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006年5月23日清晨,詹姆斯?凯瑞在他的家乡——美国罗德岛州的韦克菲尔德去世。三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
詹姆斯?凯瑞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近年被引介到国内,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在学界也引发了一场讨论。正因如此,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不会觉得陌生。
作为一位新闻教育者和管理者,凯瑞一直锐意尝试着新闻教育改革。“尽管作为一位学院派人物,他却善于将复杂的话题讲述得易于理解,以便对于 学术领域之外更多的人接受”,叶茨说。而他晚年执教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系主任莱曼评价他最宝贵的财富在于,在哥大营造了一种学者和新闻从业者相互尊 重、彼此合作、和谐融洽的氛围。
而在学术领域,凯瑞更是一位有名望的传播学者和媒体批评家。彼得?克拉克,美国有影响力的媒体研究机构Poynter的高级学者,赞誉凯瑞 为“在新闻业与社会发展关系上一位具有真正深远意义的伟大学者”。“在新闻业对社会影响的研究领域,凯瑞是一位巨匠。对于新闻媒体在构建民主上的贡献,他 给予了我们深入而清晰的分析”,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现任院长罗纳德?叶茨评价道。 在这其中,使他最富盛名的,是关于传播与文化、技术与文化、媒介与社会等关系的一组解读性文章。《作为文化的传播》正是这样一本集纳了他关于这个主题充满 睿智观点的论文集。
凯瑞从对传播概念的思想溯源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路径: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正是基于传播与运输这两个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被认 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而他更为认同的则是另一种“仪式观”的路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共性” (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沟通”(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拥有共同 的词根,据此他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指“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该书28页)。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 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凯瑞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思想中,包含着对媒介技术形态和表现方式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人们对传播的认识通常定位于信息在空间的传递和 发布过程,达到对距离和接受者的控制。他强调,传播的媒介技术和表现方式本身,表现为一种仪式,“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 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媒介或媒介的表达方式成为一种“神圣典礼”。他以看报纸这种行为为例,写道:“当我 们审视报纸时,传播的仪式观着眼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它更多地不是把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7、9页)现在 看电视、上网,除了获取信息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仪式”,这类传播行为已经在不经意中改变着社会结构。这正是技术-控制论学派的基本研究视角之一。不 过,凯瑞的观点是从人文批判的角度考察媒介形态和媒介的表达方式,克服了这个学派有时表现出来的技术至上的倾向。
厘清传播概念,把握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在文化的视野下来重新认识传播,更好的探究传播研究的目的,这也就是他八篇文章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 和全部论述的落脚点。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些论文都表明,传播媒介不仅仅是某种意愿与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有机体,是我们思 想、行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的真实缩影。”
由于美国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传播的仪式观向来不是主流思潮。长期的传播学研究受限于功能研究的狭窄视野中,定量研究方法的推广使其在 技术分析上日渐趋于精细与缜密。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关于行为科学的批判涉及到每一个学术领域,传播研究也不例外。对功利主义传统和“效果传统”的抨 击文献认为,“整个研究领域退化为一种纯学院主义的东西:一本正经的重复一些不容置疑的东西”,结果是“限于方法而牺牲了实质,似乎方法上的正确就能保证 结论的正确”。
因此,尽管现在学界对于媒介事件、仪式传播这些学者后来提出的概念耳熟能详,但在当时,凯瑞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具有开创性的。面对实证主义对 文化研究的主要抵制,凯瑞相信,“推动文化研究不一定要把文化简约为意识形态,把社会冲突简约为阶级冲突,把共识简约为顺从,把行为简约为再生产,把沟通 简约为高压政治” (83页)。凯瑞正是站在效果研究传统的肩上,尝试建构“文化研究”这种新的思路,通过这一立场回到研究的中心议题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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