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合法化与政策实施.ppt

第七章 公共政策合法化与政策实施 第一节 公共政策合法化 第二节 公共政策实施 第一节 公共政策合法化 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三个纬度： 一是民主性维度，即政策的制定要广泛地吸取公众和利益团体的参与，并经过充分的民族协商。 二是科学性维度，即政策的制定要吸收专家、学者的专业咨询，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对各种信息进行选择、加工。 三就是合法性维度，即政策的制定必须合乎法定的程序，并且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公布。 二、 公共政策采纳 （一）公共政策采纳的含义： 公共政策采纳是指政策制定机构和决策机构者决定采取某项政策方案的过程与行动。 （二）政策方案的选择与政策采纳是否是一回事？ 1、选定的政策方案必须经过政策合法化过程，才能算是政策被最终采纳了； 2、只有当确定的政策议案真正决定付诸于行动时，政策才算是被最终采纳了。 三、公共政策合法化 （一）含义 所谓公共政策合法化，是指法定主体为使选定的政策方案获得合法地位而依据法定的权限与程序对政策进行审查、通过、批准、签署和颁布的过程。 政策的合法化是由目的能动活动，它使政策方案的可选择性转化为合法性、权威性。政策哈发话又是法定主体依据一定的权限与程序所进行的活动。 政策合法化的主体是具有法定地位的国家机关。不是任何机构都能使政策合法化的。能成为政策合法化主体的行为者，必须具有法律上明确规定的相应权限。政策合法化的主体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即权力机关，也包括其他国家机关；既可以是中央国家机关，也可以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 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其政策合法化通常要经过下列程序： 首先要有法制工作机构的审查。法制工作机构对政策方案进行审查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保证政策符合法律要求，不会与现行法律发生冲突。但法制机构的审查只是辅助性的、咨询性的。 其次通过领导决策会议决定。对一般性政策方案由主管的行政领导拍板后颁布；对重大政策的方案则可召开领导常务会议、全体会议、行政首长办公会议讨论，由行政首长行使最后决定权。 其次由行政首长签署发布政策。由于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地方，行政首长处于核心位置，拥有领导权与最高决策权，政策必须由行政首长签署发布。 案例分析 《关于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的规定》 一、政策背景 据调查，1991年，北京城区、近郊区的狗约有2万余只。到1993年却达到了7.5万只左右，加上郊区的狗的数量，总共达到19万多职。城区、近郊区的7.5万只狗中，观赏狗占50%左右，居全国之首。虽然养狗这在北京城区280万户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狗所造成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门诊室，开诊数月来，平均每天有20多人人就诊咨询。被狗咬伤来就诊者的高峰期是1994年4月份。其中不少患者是因去朋友家做客而被狗咬伤的。“狗祸”成了社会问题。 在多数老百姓的眼中，狗一直被视为人类的朋友。但在1994年，狗却在北京市民中搞得沸沸扬扬。人们一提起狗，多数人频频摇头、不知所云。因为人们注意到北京市狗的数量越来越多；在电梯、草坪里，到处可见狗的身影；北京市的电影院、闹市街头、公共汽车、地铁等地，到处可见携狗者出入；小狗到处乱窜，下的老人、小孩惊恐万状、左右堤防；马路上以及许多公共场所，狗溺斑斑，污染了市容；深更半夜犬吠声声，扰得许多市民不得安宁。养狗问题已经不是私人问题而是需要有关部门加以重视和解决的严重的公共问题。 二、政府规定（草案）出台 在1994年4月北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占出席会议代表人数59.4%的476位代表，提出了限养或禁养议案。不少人大代表在提出议案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发现多数居民对养狗的反应极其强烈，其中不少人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团结。而少数养狗者也希望自己所养的狗有人来管理，保护狗的生存权。市人大代表们还发现，少数素质不高的养犬者，竟然纵容自己的狗在公共场所狂叫、便溺。 市人大代表、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刘某在会议上，针对要加强养狗的管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的发言引起了其他代表的共鸣，他们共同起草了《对北京市养狗必须加强管理》的议案；另一位人大代表石某某，也与其他代表一起，起草了《禁止城区养狗》的议案。这次大会提案委员共收到代表提出的涉及对狗禁养或者限养的提案以及建议共12件。在同一个问题上，提案和建议这样集中，在市人代会历史上实不多见。 三、征集市民意见 “草案修改稿”被公布后，市民们纷纷来电、来信。市民们普遍谈到，在北京市养狗，要从国情和市情出发。市民们不仅要求政府把狗管起来，而且希望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公告政策，把此事管起来，既要保护绝大多数市民的利益，也有考虑少数市民的意见。 在市民的来信中，又一封署名“本市部分公安干警”的信。信中说：“对那些品种名贵、性情温顺的小型犬完全禁养很难行得通。在执行任务中，我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