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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的是非功过 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 （一）列强瓜分狂潮引起的危机 （二）华北经济急剧变化，人民日益贫困 （三）反洋教斗争的持续发展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传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至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有3200多人。有40多个教区，60多个教会。有80多万教民。 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传教士在华的活动除正常传教活动外，也有大量的非法、非理的活动。 1.充当间谍，为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2.盘剥中国人民。（外国传教士可以置买房屋、土地） 3.传教士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太上皇，干涉地方行政。 4.纵容甚至唆使教民危害地方。 义和团运动以前反洋教斗争概况 据统计，从１８６１至１８９９年全国共发生教案８１１起。 前期（中法战争以前）反洋教斗争通常是偶发的个案。领导者为士绅。典型的是1870的天津教案。 后期（中法战争以后）则出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领导者为秘密结社的领袖。如1891年热河朝阳金丹道反洋教斗争。1895年福建古田斋教反洋教斗争。1898年四川大足县余栋臣以“顺清灭洋”、“除教安民”为口号的反洋教斗争。 引起教案的原因 引起教案的根本原因是不法传教士和教民为非作歹，引起人民不满，但每起教案的具体原因又有不同。 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除了被洪秀全加以改造、利用外，一直没有在宗教信仰方面获得真正的进展。受过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持积极用世主义，热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他们鄙视西方宗教所宣传的“天国”，尤其嘲笑上帝造人说，因此西方宗教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影响，曾经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竟没有一个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参加，连乡村知识分子都很少参加，就是有力的证明。 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道教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死后进天国或来生转世上，而是追求个人的成仙得道，它在本质上是追求人的生命的延长，仍是一种现实的人生追求。佛教，已被中国化的佛教，虽然也有类似天国的“莲花界”说，但它主要是宣传轮回说，宣扬人的再生，据说人的再生只要通过人生前行善就可以实现。这种“行善再生”的说教对讲究现实人生的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总之，在中国已经深深扎根的儒、释、道与西方宗教差别比较大，冲突是难免的。 中国民间还流行杂教，供奉杂神。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它既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严格的宗教仪式。它的信仰很庞杂，不同村落所信仰的对象往往不同，即使是一村、一户、甚至一人，也并不专一信仰一个对象，而同时信仰几个神灵，而且这些神灵大都与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现实生活需要密切相关。例如：遍布城乡的观音庙、娘娘庙是管生育的；龙王庙管天气，二郎神庙管治水，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门神、灶王爷保佑家宅平安；财神爷管发财；土地神管地方杂事；等等。即使同一个神，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境遇、不同心理的人，也往往有不同的信仰意义。例如关帝庙里的关公，有人奉他为武神，有人奉他为武财神，更多的是奉他为伸张正义的保护神。 民间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用主义，天旱时就拜龙王，希望生儿生女时就拜观音菩萨，希望科考中的就拜孔子牌位，等等。民间信仰的这些特点，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有明显差别，天主教、基督教有统一的惟一的信仰──上帝，而上帝与世俗生活中的某项具体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西方宗教的这种特点，使它不容易征服中国的民众。诚然，中国人也有入教的，但乡镇中的教民并非出于信仰入教，而是要得到洋教会的庇护，仍然是为了得到某些现实利益。 中西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是引起教案的原因之一。在义和团的一张揭帖中就这样批评洋教：“劝奉教，乃霸天，不信神佛忘祖先。”“不信神佛忘祖先”，就是不相信中国传统的道教（“神”）、佛教（“佛”）、儒教（“祖先”），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 但是，中西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并不是引起教案的主要原因，把有案可查的教案逐个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单纯或主要是由宗教信仰而引起的教案是很少的。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排他性，更具兼容性，它长期是儒、释、道并存，三者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但从未发生过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那样的宗教战争。如果近代来华的西方宗教能够恪守信条和教规进行传教，那么它也会逐渐被容纳的。但是它一开始就是随着坚船利炮而来，一副强盗嘴脸，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压迫和干涉活动，是引起教案的主要原因。 梨园屯教案是个典型事例。这个教案由争夺玉皇庙基引起的。梨园屯是山东冠县十八村中的一村，十八村离冠县县城１４０里，它是一块“飞地”，不在山东境内，而在直隶（今河北）境内，处于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带。梨园屯有一块由富户捐献的“义学地”，约４０多亩，村民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