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中国新史学.doc

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中国新史学 徐国利 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新史学，是指由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以西方历史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科学实证为方法的史学变革运动。这一时期的新史学从内容、方法上都充分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同时，又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即以史学来进行民族救亡，这反映出中国近代新史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科学、民主和民族爱国主义是这一时期新史学的三大特征和精神。它为此后中国史学的变革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 新史学形成的原因 清末民初时期新史学运动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二点： 首先，从内在原因来看，是由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和精神决定的，而这又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民族危机分不开。甲午战后，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加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加速传入，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初步形成和逐步壮大，中国政治界和学术思想界日趋活跃。这导致了1898年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建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却造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次大启蒙。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仅次于经学的一门学术，中国学术有“六经皆史”和经史一家的传统。“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史为大道之源”，史学被赋予了崇高的职能。中国传统学术还强调“经世致用”，从对个人和国家（或民族）两个层面来说，史学是训育、扬道、垂鉴和治平的基本工具。这种传统意识使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大多自觉地重视史学，把它作为教育民众和变革社会的利器。史学在维新变法中便成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从事民众启蒙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如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1892年）和《孔子改制考》（1896年），对传统史学的古史体系及其循环史观与复古史观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中国经书及其史书中所载的三皇五帝以及由此构建的上古史体系等都是后人，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为各自政治主张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因此，《孔子改制考》首卷便名为“上古茫昧无稽考”，说：“三代文教之盛，实为孔子推托之教。故得孔子而日月光华，山川焜熠。然夷考旧文，实犹茫昧，虽有美盛，不尽可考焉。”(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9月第1版，第1页。)他提出了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到太平世的三世进化史观。撇开其观点正确与否和它对今后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不谈(康有为对传统经学和史学所构建的那套古史体系及其所蕴涵的道统思想的怀疑与否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古史辨”运动为代表的疑古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正是因为这点，康有为被许多史家认为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变革的先锋和关键性人物，是中国近代史学最主要的几位史家。如对他持激烈批判态度的钱穆说，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和王国维四人“盖可指明此六十年来史学脉络之所自。举此四人，盖可指明此六十年来史学风势之所由。此六十年来之史学界，则亦鲜有不受此四人之影响。”lfa载钱穆《中国六十年之史学序》，载台湾《华学月刊》第14期，1973年2月。） 康有为的这些理论和观点，意在对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古史体系和理论作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同时为自己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历史及理论依据。至于以章太炎、刘师培和邓实等为代表的国粹派史学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也同样是为其各自的政治主张服务的。 其次，新史学形成的外部条件则是和此前以及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分不开的。其传播渠道有二：一是，自洋务运动以来，特别是甲午战后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负笈海外，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及其理论和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二是，通过西方传教士、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许多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的各种史著（主要是外国史著）在中国纷纷出版和广泛流传。（有关西方史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和介绍情况，可参见俞旦初《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连载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和1983年第2期，原名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两文后来收入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5月第1版。）这使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天壤之别，尤其是西方以进化论史观为核心的历史理论和科学实证方法使他们对历史和史学有了崭新的认识。在维新变法以前，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史学家已经尝试运用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和方法来写史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王韬写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维新派史家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