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民权理论与绿色变革.doc

环境公民权理论与绿色变革 郇庆治 内容提要：本文在生态可持续性和审议民主视角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所讨论的主要议题和基本观点，以及它对于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者认为，二者尽管对环境公民权的基本设定与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是一种生态主义政治理论，而后者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时代拓展，但在对环境公民权概念阐释的内容与方法上都存在着很多理论衔接点或相近点。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都可以理解为生态政治理论家和民主政治理论家试图借助环境公民权这一概念在各自领域中推动一种有利于可持续社会目标实现的理论努力，虽然不能过高估计它们所蕴涵的社会绿色变革潜力。 关键词：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变革、生态可持续性、审议民主、环境政治 环境公民权(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相关联的公民政治权利或责任——是西方国家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但严格地说，它还远不是一种系统性的生态政治学理论，甚至不同学者关注或介入这一议题的视角也各不相同，尽管这一术语已经像可持续发展概念一样迅速地被学术界以外的政策决策者和工商业公司管理者所借用。在众多欧美学者中，英国的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通过其2003年出版的专著《公民权与环境》和此后编辑出版的专题论文集以及主持的一系列专题研讨会等，确立了他在这一构建中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本文的目的是分别在生态可持续性和审议民主的视角下较为系统地阐述环境公民权理论目前所讨论的主要议题和基本观点，以及它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所追求的绿色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环境公民权：生态可持续性视角 正如安德鲁·多布森指出的，环境公民权提出的直接动因是如何克服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目标上公民个体行为变化与态度改变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有助于创建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社会。[1][p.4]他由此提出，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言，公民个体价值态度的改变至少像行为方式的变化一样重要，而要获得公民个体价值态度向有利于生态可持续性方向的改变，就必需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视野下探讨人类行为的动机，特别是非经济刺激性质的动机。在多布森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公民个体至少相当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会主动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也许与他个人的自我利益相冲突。他认为，生态可持续性行为就很可能属于那些虽然未必对公民个体有利但却是正确的或符合公共利益的事情，而如何从公民权理论视角阐明这一点应是环境公民权所讨论的主题。 在《公民权与环境》一书中，安德鲁·多布森集中讨论了这样3个问题：其一,“后世界主义公民权”（post-cosmopolitan citizenship）概念是环境公民权的理论基础。其二,环境公民权是“后世界主义公民权”的一个典型例证或体现，并依此对环境公民权和生态公民权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其三,在当代自由民主社会中如何培育符合或有利于生态可持续性的环境公民权。[1][pp.5-7] 对于第一个问题，安德鲁·多布森从批判性地重新阐释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概念入手，提出了他对“后世界主义”范畴及其“后世界主义”公民权的理解。[1][pp.9-82]他认为，目前流行的对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理论阐释——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前所未有的相互连接与依赖，而这一结果需要一种相互间不断对话交流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事实上，全球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各民族国家主体平等参与的过程，正在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与政治关系结构也不是主体相互间平等性质的互相连接或依赖，而只是个别性或区域性民族国家主体及其生活生存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基于此，一种世界性公民权理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公开交流意义上的对话式（dialogic）世界主义，而是更多体现与追求正义原则意义上的分配性（distributive）世界主义即后世界主义，而正是后者构成了环境公民权的话语或时空基础。 接着，多布森具体分析了3种类型的公民权概念：自由主义公民权、公民共和主义公民权和后世界主义公民权。在他看来，一方面，尽管自由主义公民权和公民共和主义公民权有着很多明显的差别，比如前者建立在个体权利基础上而后者建立在个体义务基础上，前者强调善行(virtue)中立性而后者崇尚“男性”品行，但二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强调相互间权利与责任的契约性观念、公民权依赖的公共空间条件、公民权适用的特定政治区域范围和对非公民的歧视性，等等。对比之下，后世界主义公民权虽然是更多建立在个体责任基础上的(类似于公民共和主义)，但却认为这种责任是非契约性的；强调公民权同时适用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更崇尚“女性主义”善行和强调公民权适用范围的非特定区域性与非歧视性。另一方面，后世界主义公民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