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牡丹亭》研究综述.doc

二十世纪《牡丹亭》研究概述 （江巨荣） 本世纪的《牡丹亭》研究可以将前后50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大致说来，前50年较多地继承了明清以来考辩本事、考究音律、制曲度曲、曲辞鉴赏的传统，缺乏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说明：研究者仅有少数曲学专门家和文学史家。后50年虽然受到庸俗社会学、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但由于文学观念的更新，理论研究的加强，史学和哲学研究的深入，很多文学研究者和戏曲史研究者还是深刻论述了《牡丹亭》的思想价值，广泛论证了它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本事考证取得了圆满的成果，音律研究和资料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牡丹亭》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地位得到更科学的阐述，《牡丹亭》研究在现代学术意义上取得了重要的发展。 前50年的研究以王国烈、卢前等人为前驱。他们是世纪初最著名的曲学家。他们在戏剧研究中非常活跃的时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和蓬勃发展的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领袖人物对戏曲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影响了古代戏剧研究的深入，也模糊了对优秀作品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世纪初的曲学家无论作史的研究，或作剧目的评论，无论作较细致的分析，或片言只语的肯定，都是对优透遗产的坚守和对传统曲学的传承。这些曲学家中，王国维不喜明清戏曲，故论及明清戏曲的文字极少，但他在《录曲余谈》中，却注意到《牡丹亭》的本事传闻和剧作大旨。他以史家的犀利眼光批驳了传闻已久的刺王锡爵女昙阳子说和刺经略郑洛以女谋官并结纳三娘子，以为捕风捉影、影射附会，指出《牡丹亭》的主旨尽在作者的《牡丹亭自序》中，也就是生死至情中。这是从剧作本事探源入手进而论及剧作的思想意义。王氏于此虽着墨不多，但他立足史实，拨误纠谬的工作却为三、四十年代的研究者所继承，其从《自序》探究《牡丹亭》曲意的主张也是对作品内涵确切的把握，影响都较深远。吴梅在《曲学通论》《霜涯曲跋》《顾曲麈谈》等著作中，多处评论了《牡丹亭》。他据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考定杜丽娘与昙阳子绝不相干，他称赞《牡丹亭》描写的生死之情为历来曲家所未及，因而能雄踞剧坛，历千古而不朽，确为一种难得的远见卓识。吴梅精于曲律，又擅制曲，故而对剧中曲律、关目、文辞等的得失尤为注意。他对该剧排场结构交口赞誉，对其宫调格律有褒有贬，对曲辞宾白之妙、之佳，更为倾倒。其中虽有某些粗疏和自相矛盾之处，但在总体上却表现出一位曲学专门家度曲、赏曲、重视审音定律的特色，反映了世纪初《牡丹亭》研究的状况。王季烈、卢前的研究与王、吴二家基本相同。 30至40年代，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转入古代文学研究，新的戏剧史家、曲学家相继出现，《牡丹亭》研究随之走向深入。这时的代表人物有俞平伯、郑振铎、赵景深、张友鸾、江寄萍、吴重翰等人。经过新文学运动的洗礼，他们的文学视野比较开阔，理论视点比较新鲜，曲学修养也较深厚。 在这二十余年，不但出现了一些较新颖的论文，还出版了研究的专著；不但新出版的文学史、词曲史大都有一定的篇幅予以介绍，新版标点本《牡丹亭》也出版了2种。此间比较重要的论著如：俞平伯《牡丹亭赞》以物之本性、人情之本性来肯定作品表现的自然本性，以至情之委婉曲折来肯定回肠荡气之至文，在百代文章中指《牡丹亭》为自成一家，独有千古，都有新意。他将黛玉必死之道与丽娘必生之情作对比，以为生死虽相反，尽情则一致，尤为独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不仅把《牡丹亭》置于四梦之首，认为全剧没有一出不隽美可喜，而且结后明代传奇的弊病，称它如危岩的孤松，绿波上独有的一株芙蕖。表现了文学史家的眼光。张友鸾的《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也是唯一的一本研究《牡丹亭》是写情的，是写精神恋爱的，不是攻击人的，所以种种影射之说都不能成立，但顺义王、忠顺夫人、战守和三策等情节虽然也不着史迹，却比本事上的武断揣测要靠得住些。在曲律上、汤显祖不是不谙曲谱，而是不愿勉强苟合；其词不是不能唱，而是不便俗唱。汤氏自我作古，放纵自如，不但不为病，反倒成其妙。总之，它既是知识阶级享受的纯文学，也是普通百姓享受的平民文学，一句话，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这在当时，评价最高。任二北称赞这一研究，说它证明了词曲之业不穷，词曲之道不小。 不久，一些新的文章相继问世。如王泊生指《牡丹亭》的主旨是反对戕害自然本性的礼教，江寄萍《读牡丹亭》着力分析情节、词句之妙，讽刺意味之深。吴重翰的《汤显祖与还魂记》除介绍生平、勾勒个性、探索本事、评议事律外，着重说明：《牡丹亭》所言之情是描写一个才色双全的女子，哀其不得其偶之情，它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更令人哀怜惋惜。文章还指出，与《西厢记》相比，它更重于写意，因而少见形秽。与杂剧相比，《还魂》重藻丽，其心花笔蕊散见于前后各折，这恰是南曲本色。故作者认为，失掉心花笔蕊，它就不为人传诵；没有临川，传奇则未必能与杂剧争衡。这种观点虽带有强调《牡丹亭》藻丽语言的倾向，但却也把握住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