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与北京城市现代化.docx

朱启钤与北京城市现代化●陈声玥210093陈国文（南京大学江苏南京贵州大学贵州贵阳550025）摘要：在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朱启钤是一位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作用的历史人物。其主政京都市政公所期间，根据其北京城市现代化理念，通过建立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机构、改造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修建环城铁路、规划建设香厂新市区、整修开放市民公园、建立较完善的现代化公共卫生系统，使北京逐渐走上城市现代化道路。朱启钤关于北京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及其实践，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北京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时代缩影，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时代转型的过程。关键词：朱启钤北京城市现代化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08）06—00113—04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的撞击、重压和催逼下，中国处于传统社会解体与现代社会重构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时人艰辛的探寻，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日益紧迫，中国社会进入了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作为传统帝都的北京，在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中极具代表性。朱启钤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官员，在其主持北京市政建设期间，能以开放的心态，吸收接纳西方先进思想、理论，挑战长达数百年的封建旧秩序，在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推动了北京城由传统向现代的突破性发展，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剧烈地震荡着北京城市生活。朱启钤，号蠖公，幼名启纶，字桂辛，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祖籍开州（今贵阳市开阳县）。朱启钤三岁丧父，育于外祖父，后又受教于姨父瞿鸿示几；历任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津浦铁路北段工程总办，创办京师的警察和市政管理体制。民国初年，朱启钤先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和内务部总长，后兼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专职管理京都市政。一、朱启钤主持京都市政公所北京在清末民初时没有设立现代意义上的市政管理机构，其日常管理与建设均由内务部负责，管辖权限混乱且施政不力，缺乏相对独立性。1913年，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主持起草《京都市政条例》，经国务会议同意，于1914年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专门负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公共工程建设。“京都市政公所可谓是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先驱，它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北京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的完全确立。”[1]市政公所名义上是一个自治机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则是中央政府职能的延伸。朱启钤把市政公所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管理体系，其建立本身就代表着社会开始对市民及市民生活状况的重视与关注。“在中国历史上，市政公所是近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先驱。它深受西方城市发展经验和20世纪初戏剧性事件的影响，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承担了兴建公共工程、进行市政管理的责任”[2]。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市政公所改造正阳门，打通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初步建立了北京城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并第一次开放了城市公共空间。这一系列举措，既加速了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挑战了长达几百年的封建旧秩序，使得原来服务于帝王的城市空间转变成为服务于市民的空间，实现了城市建设中王权至尊性的意识形态向市民生活理念的转变。二、现代化交通体系的建立旧北京城棋盘式街道系统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经明代改建而成。明、清两代，皇城居内城中心，突出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势，东西城之间的交通作者简介:陈声玥，女，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陈国文，男，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14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8．6（总118期）思想理论双月刊被隔断，必须绕行地安门北的皇城根或正阳门内的棋盘街，形成了内城南北向道路较多，长度较长，东西向道路则少而短的特点。[3]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传统落后的交通工具不能适应近代城市交通发展的要求，发展现代化公共交通事业迫在眉睫。朱启钤对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首先着手于正阳门的改建。正阳门虽规模宏大，却如同北京其他传统性城门一样，作为军事防御设施已经失去意义，并且与城墙、护城河、石桥和城门洞形成一个瓶颈，对交通造成不便。对于改造正阳门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朱启钤说：京师为首善之区，中外人士观瞻所萃，凡百设施必须整齐宏肃，俾为全国模范。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地方阛阓繁密，毂掣肩摩，益以正阳城外京奉、京汉两干路贯达于斯。愈形偪窄循是不变，于市城门、城墙的改造和公路、铁路的铺设不仅改变了北京城的风貌，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从前禁止人们出入的地区改造成公共使用的通衢大道，便是对封建帝国时期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做了新的诠释；将那些以前供皇帝专用、普通百姓不准入内的地区向公众开放，意味着这些地方不再被极少数特权群体所垄断；同时，公路、铁路的修建使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信息传递加速也是城市迈入现代化的标志。朱启钤对北京城进行铺设道路和改造交通的工程，打破了原先的封建禁锢，在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