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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google_ad_client = pub-2903361464077449; google_ad_width = 728; google_ad_height = 90; google_ad_format = 728x90_as; google_ad_type = text; google_ad_channel =; //--/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pagead/show_ads.js /script brpre 【新语丝电子文库()】 ———————————————— 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 旷新年 一 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不仅成为东方“现代”的开始，而且给东方带来了“历史”，它使 “静止”和“停滞”的东方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我们经常把“东亚”当作 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然而，实际上这个与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有着某种 关联的概念，并不能够像“欧洲共同体”那样的概念一样不加任何批判地来使用。“脱 亚入欧”，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日本，它对于亚洲的奴役直观地说明了资 本主义殖民侵掠的性质，它与从总体上来说是被资本主义殖民、侵掠、压迫和剥削的亚 洲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思维逻辑。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已经结合到西欧资本主义七国之中的日本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同时，由于 这样一种思想地位上的根本区别，日本的思想也并不是“亚洲思想”。这种区别，在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本反思历史的书却根本没有任 何反思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复制和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强盗逻辑。它把对 于亚洲的奴役说成是“解放”和“文明”。另一方面，在东亚，韩国和中国在世界资本 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相同的悲剧历史，体验了共同的抵抗思想。尤其是韩国在 二十世纪以来被现代世界体系所强加的殖民和分裂体验使他们比中国更加明显、直接和 强烈地体验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压抑与矛盾。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世 界体系有着更直接的体验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由于韩国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现代革 命(幸抑或不幸?)，他们那种被现代世界体系所扭曲的痛苦，也是解放后今天中国的知识 分子所无法体会的。这也因此要求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作出更多的 牺牲，在思想上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在我看来，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恰恰是他们 继承了本来应当是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遗产。 九十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捡到了股份一样兴高采烈和简单化地谈论 “全球化”的时候，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汉译评论选集《全球时代的文学与人》给我 们带来了一种宽广的批判性的视野。他的思想和思想立场是要令已经从思想上被阉割掉 了的我们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感到羞愧的。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英美文学专 家的白乐晴先生，为什么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他的中心思想?而是相反，他的文学思考是由 “民族文学”和“现实主义”这样看来毫不摩登的概念所构成和展开的?在第三世界国 家，尤其是有过被殖民经验的国家，自由主义思想很容易隐含某种买办性质。这种买办 性在胡适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他在与中共论战的《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有意或者 无意地抹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与侵掠。白先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有着 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指出了作为第三世界的韩国的“全国土的郊区化”的现象。“郊 区化”已经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天正在发生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 应该置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来加以思考和检讨，我们并不是要反对第三世界的“发展”、 “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只是要指出，今天第三世界的发展在现代的世界格局中具 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构成了第一世界发展的重要的 一环，并且是作为第一世界的附庸而“发展”，从而成为第一世界的工业区和垃圾场。 九十年代，美国的垃圾倾泄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事件既具有象征的意义，同时它 又对“发展”作出很具体的诠释。 白先生还指出，在第三世界沦为第一世界的“郊区”的同时，伴随着国际分工和资本主 义现代合理化而来的“专业性”一词也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买办性”所涵盖，他甚至将 “知识的买办化”作为一个现代主题提出。“知识的买办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 平等结构和格局之中一个自然的现象。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从第三世界攫取的超额利润使 得他们能够用来收买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当然，这在被收买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是没 有意识到和缺乏自觉的)。这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是显而易见的。在九十年代，我们常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