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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

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费泳(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3)内容摘要:本文论述了褒衣博带式佛衣的生成及6世纪中期这种佛衣在南北两地的不同演变,南方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北方出现敷搭双肩下垂式,共同构成了隋唐佛像服饰的基本样式。关键词: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褒衣博带演化式;敷搭双肩下垂式中图分类号:K879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2)02-0077-04汉唐佛教造像史上两次大规模的风格转变,均发生在南北朝。据现存实物资料来看,前一次约在5世纪末,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造像风格的兴起。此后的一次发生在6世纪中期,即南北朝后期,并由此奠定隋唐造像的基本格调,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持续时间之长,要超过褒衣博带式造像,学术界常以“面短而艳”、“薄衣贴体”来形容这一造像风格。由于这一阶段佛衣变化较为复杂,对其研究有助于认识南北朝后期佛像地域间的相互关联及南北朝与隋唐之间造像传承的具体环节。上述两次造像风格的兴起,均呈现跨地域的特征。5世纪末的风格变化,南北两地佛像衣着多为褒衣博带式,学术界已有共识,佛像作秀骨清像造型,佛衣表现厚重,下摆多为外展式下垂。6世纪中期,南北两地佛像体态均趋于丰圆,佛衣向单薄贴体转变,褒衣博带式佛衣外展飘逸的曲线变得内敛。佛装样式,由于地域的不同,表现得较为复杂。北方以山西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北定州白石造像及河南安阳灵泉寺诸石窟为代表,佛像多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南方以建康(今南京市)、四川等地为中心,佛多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及天竺通肩衣。褒衣博带演化式的生成和传播,为以往学界所忽视,常将其与天竺通肩衣混同。此类佛装向北传播至天水麦积山及山东青州,形成了一条以青州、建康、成都、天水连线的南式佛装造像带,与同期北方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装形成并存局面。本文关注的焦点即为6世纪中期由褒衣博带式演变出的褒衣博带演化式及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一褒衣博带式佛衣的生成现存最早的褒衣博带式佛像纪年像,为四川省茂汶县出土、刻有齐永明元年(483)铭文的释玄嵩造二尊像(图版9),川地齐、梁年间的造像多为此制。摄山释迦多宝窟中的此类造像亦建于5世纪末。北方褒衣博带佛衣较早出现在山西省云冈二期,宿白先生认为是孝文帝太和年间服饰改革的产物,为吸收南朝典章制度所致1。这类佛饰在龙门石窟及巩县石窟延续至收稿日期:2001-08-20作者简介:费泳(1971~),女,江苏省江阴市人,中国美术史专业硕士,南京艺术学院教师。·77·北魏末年,麦积山褒衣博带式佛像更持续至西魏末年。这一佛装通常有着较为固定的形式:佛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内着僧礻氏支,胸腹部饰有带结,外披对襟袈裟,右领襟敷搭至左肘,佛衣表现得厚重,衣纹转折多为凸棱形起伏,佛衣下摆呈八字形外展。5世纪末褒衣博带佛像在南朝突然出现,就是这种形式,并迅速向北方扩展延续了近半个世纪。褒衣博带服饰用于非佛教领域,较早见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刘宋时代的墓室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其中荣启期像即为此装束(图版10)。这类服饰如何进入佛教造像,并演变得与佛教仪轨相适应尚不得而知。吉村怜先生认为一个造像因素由发展至成熟至少需要半个世纪,由齐永明元年成熟的褒衣博带佛衣,可将褒衣博带在南北朝的出现上推至5世纪中期的刘宋年间。阮荣春先生对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上的佛像衣着予以考证2,认为这块魏晋年间吴地的铜镜,其佛像装束即为褒衣博带服饰的雏形,并认为是最早的褒衣博带佛像,经历了吴地士大夫装与印度佛造像装束混合的过程,由此将褒衣博带式佛装在南方的出现推至魏晋时期。镜中佛像胸前均为多重U形衣纹(图版11),内衣腹部有带结,佛衣呈外展式下垂,佛身披帛带,自右肩垂于胸腹间,又从左臂肘间下垂。帛带的这一走势值得注意,它与褒衣博带佛衣右领襟敷搭至左肘的走势是一致的,内衣结带及外展式下垂均为褒衣博带的特征之一,佛胸前的多重U形纹则是由印度左皱式通肩衣纹演化而来的。褒衣博带佛衣的发展肇始于魏晋,成熟于萧齐初年,历时近两个世纪,其稳定程式化的形成,需要精通造像仪轨人士的经营。晋宋年间的戴氏父子当引起注意。戴逵父子于晋宋之世造像,文献多见记载,值得重视的是二人增进了外来造像民族化的进程,创造了中国特有的佛像样式。《宋书》记载“:中土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禺页亦参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后晋明帝、卫协皆善画像,未尽其·78·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彩,辄有楷模。”南方佛教造像正是在晋宋之际形成民族特色的,其中以褒衣博带、秀骨清像、衣襞覆坛等特征最为显著,这些因素被成功地运用在佛教造像中,对于“特善其事”的戴氏父子来说,是最为合适的。二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及其地域性5世纪末风行于南北方的褒衣博带式佛衣,至6世纪中期出现了新变化,这一变化由南朝引发向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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