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docx

试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程梅花[摘要]孔孟在治道观上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同中有异。孟子在继承孔子正己以正人的德政原则的基础上,不仅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性善论,而且以实行有利于民众生产、生活的政策措施———仁政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将治道的重心从孔子的“正己”转移到“安人”,更加鲜明地凸现了儒家治道的民本主义精神。深入探讨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对全面正确地把握儒家治道必将有所裨益。[关键词]德政仁政正己安人[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03)06-0022-08[中图分类号]B22212B22215孔、孟治道观的纲领可分别用“为政以德”和“发政施仁”两个命题来表示,前者可简称为“德政”,后者可简称为“仁政”,这两个命题本身就向我们透露了二者异同的基本消息。在孔孟思想中,仁即德的内涵,因此二者都把仁德视为“为政”的根本要素,这是二者之所同;但“为政以德”的立足点是以德为“为政”主体的行为准则,“发政施仁”所侧重的则是以“施仁”为为政者所“发政”内容的标准,此乃二者之异;同时,仁德的具体表现也有重礼与重义的不同。孟子向来被视为孔子思想的嫡传,治道观也不例外,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不是修正而是发展。一、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孔子德政和孟子仁政的目标都是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正名”;孟子讲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讲“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为“天下之达道”。朱熹释“达道”为“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中庸章句》),所谓“共由之路”,可解读为共同的存在方式。在儒家理念中,五伦既是每个人,也是家、国、天下共同的存在方式,从个人到家、作者简介:程梅花(1965—),女,安徽潜山人,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安徽阜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国、天下,离开这五种伦理关系都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和维护从孔孟开始就是儒家治道一贯的根本问题。(一)“为政以德”是孔孟治道共同的根本原则。孔孟一致认为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和稳定不能靠外在强制,只有在人们内心道德意识的自觉驱动下养成的、自动自发的行为习惯才是最可靠的,在位者的德行则是全社会道德意识自觉和伦理行为习惯养成的价值之源。孔子“道之以德”和孟子“以德服人”的命题均体现了这一“为政以德”的德治原则。孔子通过对两种为政方式效果的比较,说明了“道之以德”的意义。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下引此书只注篇名)“道之以政”的“政”是指法制禁令,刑指刑罚,政、刑都是强制性的规范,只能制约民众外在的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人们不违背规范,只是规避可能受到的惩罚,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可耻的;“道之以德”,是通过为政者道德人格的魅力与其德行的感召,兴起民众为仁向善的心志,在内在心志的驱动下,自觉自愿、自动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齐之以礼”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规范功能,使社会推崇的道德伦理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内心,养成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孔子认为政、刑虽然也是治国的必要手段,但相对于德、礼而言,政、刑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德、礼则从治本入手,在治本的基础上,辅之以政、刑,才能标本兼治。孟子通过王霸之道的比较,说明了“以德服人”的意义。他把王道、霸道的区别归结为“以力服人”和“以德服人”,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以力服人”只能是暂时的,并且还会在人们心中积聚不满情绪,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为反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无论力之大小强弱,都会自觉自愿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导向,遵循社会伦理规范。孟子和孔子一样强调国君的德行对于为政的优先性和关键性作用,深信“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下》)。然而,同中有异。“以德服人”和“道之以德”虽然都体现着“为政以德”的原则,但“德”的侧重点是有差别的。(二)礼与义———为政之德的侧重点不同。在孔孟那里,“为政之德”的实质是“仁”。孟子认为王道与霸道区别的实质就是“以德行仁”与“以力假仁”(《孟子·公孙丑上》)。“以德行仁”是以“行仁”为目的,“以力假仁”则是假借“仁”之名而行力霸之实。他反复告诫当时的诸侯国君,“仁者无敌”,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小以自保其国,大以一统天下。虽然孔孟均强调以仁德为为政的根本原则,但他们所注重的仁德的具体内涵却是不同的,在为政目标和为政方法两个层面上都体现着同样的差异。24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在为政方法上,孔子强调一个“正”字,他说:“政者,正也。”(《颜渊》)把“为政”之政直接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