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我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的参照系.doc

拓宽我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的参照系 —法、德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谭康林* 【摘 要】我国公共管理要想实现“本土化”创新，当下要做的是开阔视野，拓宽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参照系。将欧洲国家的公共行政研究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就是很重要的一步。本文从欧洲大陆国家公共行政的塑造因素谈起，继而通过简略论述法国和德国的公共行政传统与发展，引出两国公共行政研究区别于英美、但又各自不同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试图说明，在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本土化”过程中，法德两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会给我们以下的启示：（1）应从历史-制度的视角来进行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2）应加大对欧洲公共行政研究和公共管理实践的关注；（3）须开拓新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 【关键词】 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法国公共行政，德国公共行政 引言 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需要“本土化”，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虽然艾森斯坦特笔下的“历史上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在中国的版图上出现，并沉浮延续到近代，但是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在我国还是近些年的“舶来品”。确切地说，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仍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较之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现有的研究还不能胜任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指导作用。诚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便捷的方法就是“拿来”：学习和借鉴那些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较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西方大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从代表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制理论到支撑“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公共选择理论都在短时期内海潮般涌入我国公共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视界之中。在使我们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的同时，这种灌输也让我们有了不安与困惑：这些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和践行能不能运用到我国的社会治理中呢？如果能的话，又该怎样运用？正是这种困惑使得研究者们开始大声疾呼要把西学“本土化”，毕竟公共管理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关注现实，注重实用。 这种“本土化”的呼声反映了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中国实践之间的鸿沟。迄今我们已听到了很多对把西方实践不加考虑照搬进中国的批评。比如，蓝志勇教授在其《它山之石，如何攻玉》一文中谈到，我国近年来对新公共管理的学习，属于“紧跟潮流，生吞活剥”。“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英美等国的改革成效并不明朗，但在我国却已被少数人奉为神明，认为是未来的方向，这也难怪会引起争论，认为西学不符合我国国情。此外，对“服务型政府”的学习，实际上是“同名异质”，因为在西方，服务型政府和我国目前所倡导的有着不同的内涵。 然而，何谓“西方”，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就目前我国引进的“西方”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专业书籍来说，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的写作者是美国学者，并且他们往往是基于美国的公共行政历史发展和实践来展开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最近，我们间或看到了以英国、日本等国公共行政体系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但显然并非“主流”。就笔者所见，目前国内还没有系统论述欧洲大陆国家公共行政学科体系以及公共管理研究的译著。而这意味着，在我们声称要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本土化”的时候，这个“西方”是带有偏颇的。当我们寻求公共管理的“本土化”创新时，对公共管理基础知识的全面和正确的把握无疑是一个前提。日本学者西尾胜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公共行政研究最发达的地方，那里发展出的理论主张和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它们也同样具有美国的本土性。熟读美国的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教科书并不意味着通晓了这个领域的一切知识。匆忙在和美国公共管理实践的比较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本土化”研究，其结果便是，一方面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理论框架缺乏全面的了解，所追求的公管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可能只是种力图区别于美国的“本土化”；而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实务者痛失学习欧洲国家治理实践的机会，“摸着石头过河”，而无法借鉴到欧洲各国行政研究和管理实践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便利的经验与教训，其创新公共管理的思路受到扼制。而事实是，西欧国家在社会治理、寻求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上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这是“美国课”所教授不到的。笔者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国外借鉴还不够；我国公共管理的“本土化”只有在拓展公共管理研究的参照系，加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 将目光投向欧洲，对于中国学者深入了解公共管理这一学科领域也将是意义非凡的。自公共管理学研究在我国生根开花之刻起，一个核心问题即困扰着我国的学者们。这个问题是：我们应如何来界定公共管理，它的边界、范围和目标是什么？其实，在公共管理研究发达的美国，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心议题。德怀特.沃尔多曾称这一困境为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在研究模式、方法、理论层出不穷的今天，公共管理的“身份危机”有愈发严重的倾向。在此背景之下，了解欧洲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和范式会帮助我们开阔思路，跳脱美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藩篱”，理性地思考我国的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