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剖析政府的错位与偏失.doc

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剖析政府的错位与偏失 范俊兵* 【摘 要】 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政府官员追求的目标必然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最大化。在其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偏离政府职能的行为。本文主要从理性经济人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政府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推进基层的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政府、民主、监督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然要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时，政治体制改革却仍未见动静。本文的出发点正是基于上述两个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政府的重新构建。基本途径则是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剖析政府现存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层次因素，并提出改善政府的有效途径。 通常说来，政府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负责本辖区内的经济与社会管理任务，履行其管理职能，例如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就业，办好基础教育等。这是政府的公共性职能的表现。不过这却是对于“仁慈的政府”的假设。布坎南对“仁慈的政府”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政府是具有自利性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这些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却又不局限于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政府事实上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其运作过程中，必然同时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具体表现就是政府官员一方面谋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在仕途上不断谋取升迁，获得晋升。法律规定地方政府行政首长是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然而现阶段政府官员主要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因而其晋升都是只依赖上级，他们的行为准则也就是上级的偏好。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的脱钩，每一级政府日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那么，当政府官员在面对一系列目标时，他们会如何抉择呢？正如在企业内部，管理者天生没有义务把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一样，地方政府也天生没有义务把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显然，最优抉择就是在提供公共利益最大化时，自身利益也最大化。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人的理性认识也总是有限的。政府官员必须有所取舍。如前文所述，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政府官员的追求目标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最大化。 一、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谋取更多的经济收入或相应的利益。政府官员主要是采用以下几种途径： 1、利用职权贪污受贿。 其主要原因就是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与缺位。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由他们分别主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各级行政首长在本级人民政府的全部工作中负有全面责任，享有全面领导权、最高决定权、人事提名权等权限。这一规定表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体制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其他各部门包括司法、监察、审计三类监督机关均受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对本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和上级职能机关负责。《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这一规定表明纪委这一重要的监督机关的人事任命权是掌握在同级党委手中，也就是党的一把手中。虽然这些监督机关在形式上也受上级机关的指导，本质上是还是从属于地方党政一把手，因为他们掌握了人事任命权。从纪委工作的程序来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纪委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按照这个规定，纪委需要查处的案件，都要报经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没有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纪委是不能去查处案件的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地方党委书记和政府行政首长的权力出现了真空。虽然上级监督机关可以对他们进行监督，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等多方面的因素，无法进行全面的监督。上级监督机关只能在事发之后采取措施，而想要把腐败遏制在源头是很难的。正是由于监督不力，作为理性经济人，政府官员认为腐败的利益巨大，而被查处的可能性比较小，才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员“前赴后继”。 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而没有受到监督的权力越发容易。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数分别为669300人和846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数分别为121500人和137711人，增加13.3%；处分县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20295人和28996人，增加42.9%；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人和2422人，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