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诗、近体诗与平仄.doc

古体诗 百科名片 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 [编辑本段]特点 　　古体诗 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编辑本段]古绝句 　　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有牵强，以至被讥为“不见以为秘诀，见之则无用”。 “歌行体”为南朝宋鲍照所创，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经过充分地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其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　　“歌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是初唐时期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出现，可说是这种体裁正式形成的标志。　　明代文学家徐师曾在《诗体明辨》中对“歌”、“行”及“歌行”作了如下解释：“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　　《辞海》注曰：“行”是乐曲的意思；“歌”与“行”名称虽不同，但并无严格的区别，后来就有“歌行”一体。 [编辑本段]代表作 　　以“歌”命名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以“行”命名的：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甫的《兵车行》等；　　以“歌行”命名的：高适的《燕歌行》。 [编辑本段]特点 　　一、篇幅可短可长。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共十八句，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有二十四句，白居易的《长恨歌》竟有一百二十句。杜甫的《兵车行》 有三十七句，白居易的《琵琶行》则有八十八句。　　二、保留着古乐府叙事的特点，把记人物、记言谈、发议论、抒感慨融为一体，内容充实而生动。例如杜甫的《兵车行》，诗中既有“行人”出征时的记叙，又有“道旁过者”与“行人”的问答，也有“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的感叹，读后真能摧人肝肠。再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既有风卷茅屋的记叙，也有“归来倚杖”的叹息，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强烈抒情与愿望，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