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李炳茂讲稿newPPT.ppt

东汉张仲景《金匮》一书中论述更多，张仲景描述消渴病人以多尿为特征，“其人一日饮水一斗，小便亦一斗。”隋代（公元600年）甄立言已经记载消渴病人尿是甜的。 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创立了不少以清热滋阴为基本法则的治疗糖尿病方药，在消渴门中载方52首，所创的玉泉丸一直沿用至今。金元时期，刘河间提出“燥热”学说，后朱丹溪又发展了滋阴理论，用滋阴降火法治疗糖尿病。 明清时期，关于糖尿病的专著增多，不同学派纷纷涌现。民国时期，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明确“消渴，即西医所谓糖尿病”，创立了玉液汤、滋脾饮等治疗糖尿病的方药，对糖尿病的治疗具有重大的影响。 印度关于糖尿病的记载始见于其梵文古医书,此书的年代和规模都相当于我国的《黄帝内经》。阿拉伯人的著作（850—892年）中，还说明了下肢坏疽和糖尿病的密切关系。西方国家直到1675年，英国人才发现糖尿病人的尿“甜如蜜”。1790年定为“Diabetes Mellitus”（糖尿病）。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 1。精神和神经因素。 2．生活环境和肥胖。 3．遗传因素。 4．免疫反应。 5。年龄因素。 6．病毒感染可能是诱因。 7．妊娠因素。 8．环境因素 　9．其他因素：一些灭鼠药、氧自由基，甚至有人提出牛奶等，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引起糖尿病，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之中。 糖尿病的病因十分复杂，但归根到底则是由于胰岛素绝对或相对缺乏，或胰岛素抵抗。因此，在B细胞产生胰岛素、血液循环系统运送胰岛素以及靶细胞接受胰岛素并发挥生理作用这三个步骤中任何一个发生问题，均可引起糖尿病。 《素问·厥论》说“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素问·经脉别论》)”。 从多方面产生过于多的热量。一方面郁积蕴热；令一方面胰岛素不足，及胰岛素抵抗致使糖不能利用，脂肪和蛋白质的分解增多，乳酸堆积，酮体产生，出现一派热像。这就为我们治疗糖尿病的新思维提供了立论根据。 研究发现，74%的2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 由于糖尿病患者存在普遍存在的高血糖、高脂血症、高血液粘稠度、高血浆渗透压、瘀血现象，在某种程度是也影响了胰岛素在血液当中的运送。这些因素的存在，也是我们确立泻热通瘀为主要治疗原则的根据。 2型糖尿病患者诸多症状的核心是肥胖，在肥胖基础上的胰岛素抵抗导致了高胰岛素血症，出现糖、脂代谢紊乱，肥胖患者体内胰岛素受体数目减少，受体靶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 当体重减轻时，靶细胞数目可以恢复增多，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以恢复正常。所以减肥祛脂，是当代糖尿病重要的治疗原则。同样也是我们应用大黄为主要药物的原因。通过泻热降糖、降脂减肥、增加胰岛素靶细胞的敏感性以改善患者胰岛细胞功能，提高治疗效果。 明朝张景岳的阴阳二进制计算方法就已经达到了当今科学应用的程度。所以我们的中医学，绝对不能是目前萎缩的局面，而是本来面目的大中医思想 大中医思想指导糖尿病的研究与防治 大中医思想的宏观理论，注重糖尿病防治的整体观念 把防治糖尿病和时间、空间联系在一起，强调整体性、统一性、长期性。 把患者身上的其他疾病联系起来看待；把患者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居住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活饮食环境、以及心理、生理、病理、运动等状态联系起来看待。 从时间轴分析，糖尿病前期的身体状况、糖尿病患病早期、中期、晚期，患者的临床表现、病理机制、辨证分型、防治措施各有不同。 从空间全面分析，要考虑发病类型的不同，糖尿病有原发和继发不同类型。对于继发性糖尿病，要把糖尿病看做整个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在治疗原则上，要充分关注原发病的治疗。如肝源性、胰源性、类固醇性糖尿病等。还要考虑糖尿病合并的代谢性疾病的不同。 对于动脉硬化以及由动脉硬化所导致的心、脑、肾、足、视网膜等血管病变等，治疗和保健也必须和糖尿病的综合治疗和保健调整结合起来。 糖尿病的治疗不是单纯的、孤立的，而应回归到疾病、病人、环境的整体观念考虑，用宏观思维治疗、保健、养生、康复 。 正因为大中医思想的宏观性、整体性，糖尿病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应该包括易患人群、卫生行业、社会整体参与的三级防控： 一级预防：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手段，提高全社会对糖尿病危害的认识，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体育锻炼和体力活动，提倡膳食平衡，注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比例，多吃蔬菜和水果，戒烟限酒，限盐、防止能量的过度摄入，预防和控制肥胖。 二级预防：针对高危人群进行空腹血糖和胰岛素耐量筛查，不仅要查出隐性糖尿病患者，未注意的显性糖尿病患者，还要查出有并发症倾向的患者，并且积极治疗，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 三级防控：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按照健康档案进行严格的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