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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 　　有人评论说，历史会记住2008年的“四月青年”。他们“被正义感所呼唤而挺身站起”，“得益于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重新认识……不会像上代某些人那样迷失在西方作为霸权手段的伪学说丛林当中浑噩一生”；同时，他们“从容地要求公正，执著地坚持正义，克制地展开竞争，他们有着比前辈们更好的知识准备和更成熟的理性”。 　　 　　也许只有多年后回顾历史，才会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的“火炬传递事件”，让人们永远记住了“四月青年”。 　　 　　最全球化的一代最爱国的一代 　　 　　吃比萨饼、汉堡包，穿耐克、阿迪达斯，推崇NBA和欧洲杯，用iPod听摇滚乐，去咖啡馆看法国电影，批评好莱坞大片简单庸俗……从来没有这样一代中国年轻人――表面上看，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彻底的全球化了。 　　他们像是“物质的一代”，上辈人的贫困和饥饿似乎只是传说，而眼前花样繁多的物质享乐则是天经地义和习以为常的；他们像是“垮掉的一代”，成长的迷茫和青春的叛逆是最现实的精神挑战，有时他们以另类的甚至极端的方式，力图表达自我和个性；他们像是“虚拟的一代”，网络世界和仿真游戏常常模糊了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边界，他们最大程度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却又很容易迷失在海量信息的汪洋中。 　　然而这一切，却构筑了当代青年人内心强大的自我认同感：正是因为能够平等、同步地接纳和共享全球物质、精神文明成果，他们的自信和自尊是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天赋的”客观存在。因此，在“火炬传递事件”中面对突如其来的诋毁和攻击，在那个时刻，“四月青年”的“国家认同”天然地与“自我认同”深刻地“链接”在一起，他们是在维护国家的尊严，更是在维护自我生存的尊严。 　　如果仅仅为了批评网络丛林中非理性的偏激噪音，而对于“四月青年”现象，简单化地扣上一个“愤青”的帽子，这一定会忽略其中蕴含的价值――在纷乱嘈杂的喧嚣背后，我们是否听到历史转型的车轮正在发出有力的时代先声? 　　 　　 　　在激情背后，青年人的理性积淀，不能用“青春期的叛逆”一笔扫过。早在2005年。留日学生钟庆在他的畅销书《刷盘子，还是读书?》中，就系统阐述了西方工业史300年的发展路径。他发现，后发工业国家(德、日、俄、中等)，在追赶先发国家(英、法、美)过程中，采用“先重工、后轻工”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是国家间竞争逼迫下的自觉行动，其效率与发展速度都超过了先发国家。而今天，如果中国不甘于再次走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依附型”经济道路，就必须重新唤起中国军工、能源、电子、材料等基干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自我升级能力，这是一个大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惟一选择。 　　显而易见，这种分析与同时期中国从2005年正式启动的自主创新国家经济战略，在思想路径和现实判断上惊人地一致。青年一代的抗争意识和国家历史视野，绝非针扎即跳的本能反应。他们逐渐从“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的迷雾中清醒过来，同时又不陷于盲目排外和自我封闭情绪，恰恰是一种长期以来不同观念交流、碰撞、磨砺的结果。 　　 　　“四月青年”的社会存在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都以当下的社会存在和客观现实为基础。“四月青年”所具有的国家至上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激情，当然不是温室里的塑料花，而是深深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中。 　　让我们先来看看构成“四月青年”的两个典型群体。 　　这一代留学生群体在海外的打拼和竞争，往往是一场孤独的奋斗。这一过程，作为个体的留学生所面临的困难、挫折、歧视、排挤甚至敌意，远远超过在祖国。对于当下很多“8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的求学就业经历往往是一个“由天堂到地狱”的磨砺过程。然而，“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始终困扰着那些在能力、知识储备和文化自信心上，完全具有与当地族群展开竞争的留学生群体中的佼佼者。在试图挤入主流社会核心圈子的努力遭受挫折后，他们力求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冲动屡屡受阻，自然而然开始怀念母体。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快速崛起，本身就对海外留学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样，海外留学生群体回归民族认同和国家主义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向。“没出国就不能真正懂得爱国”。中国的强大本身，不但会给他们带来现实机遇，也会为他们在海外漂泊无依的情感世界中增添力量。 　　毋庸讳言，国内青年同样面对强大的危机感。就业难题常常困扰着新生代大学生。其实，就业难题并非局部问题，而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位置所导致的国家整体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在由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零售各个环节形成的产业链竞争中，中国仅仅占有利润最微薄的制造业环节，所谓“制造业大国”很大程度上就是“打工仔大国”。本土企业聚集于廉价的低端制造业，缺乏足够多的“白领岗位”，吸纳不了连续“扩招”的大学生。因此，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为了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