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蝉》的小制作，大影响.docVIP

《血蝉》的小制作，大影响 　　李名：《血蝉》在07、08这两年获得了相当数量的电影节奖，影片的获奖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彭韬：首先是一个肯定，对于我多年对电影的学习，还有对电影的一份坚持的肯定，毕竟独立电影在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条件下，是非常艰苦的，所以这些奖项让我，还有其他参与这部影片的朋友都受到了鼓励。其次，应该说为继续往下走打下了一些基础，比如我的新剧本《那一年我们正年轻》，入选今年6月的圣丹斯剧本工作室，一定程度上也是《血蝉》这部片子打动了他们，这对于新的电影计划也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李名：中国院线的主流电影早已经脱离社会现实，实现最大的娱乐化，商业化，明星化，是什么促使你想要做这么一个底层人物生存现实题材的电影? 　　彭韬：其实不光中国，这个现象是全球的。这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我曾经以为欧洲的观众会更多的想要从电影中获得对人生的思考，但是我所接触的一些欧洲电影人同样承认着这样一种状况，对于主流的媒体和受众来说，要么是好莱坞，要么是本土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在德国或者法国，观众甚至不会因为影片得过金熊或金棕榈而买帐。所以不光是我，仍然有很多独立的或者小制作的影片，在关注社会现实。虽然受众相对小很多，但是这样的影片仍然存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而我想做这个影片的初哀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听到的那些事实和故事打动了我，让我有表达的冲动。而拔高点儿说，还有一些社会责任感在里头，作为知识分子，会自然而然地关注那些弱势的人群。 　　此外，目前中国的独立电影，很多是具有严重化的个人表达的倾向的，有的实验先锋，有的是在严肃地讨论一些沉重的话题，娱乐趣味自然少很多。就我个人的这部片子在国内目前的放映情况来看，观众主要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业内的电影人。相对来说他们的观影素质较高，愿意思考一些问题。而且反响还不错。在国外的一些电影节上，像这样的数字电影一样可以去竞赛单元，和更大的制作一起竞争奖项。所以我相信社会影响会是越来越大的。 　　李名：《血蝉》是你的长片处女作，影片花了多少资金，这些资金是怎样筹集的? 　　彭韬：十多万人民币。是我和我的制片人自己掏腰包的。 　　李名：影片用什么设备拍摄，一共耗费多长时间? 　　彭韬：拍摄设备用的是HDV摄像机，主要拍摄时间是十五天。但是之前筹备剧本有3、4个月，前期筹备、选景，选演员，建组花了将近两个月。后期赶得很紧，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大概一共大半年的样子。 　　李名：请讲述一下《血蝉》整个影片前期构思、剧本的一些情况。彭韬：我觉得产生一个想法要做一部电影，首先这个故事要能打动我自己。我的家住在北京西站附近，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乞讨的人，有老人，孩子，残疾人，还有一些年轻人：地铁里也会碰到些卖艺乞讨的残疾人，在地铁的广播里，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请大家坚决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我们也看过电视和报纸，说现在城市里很多乞讨的人都是有组织的，假装的：而我的一位好心的朋友，也曾经被类似的骗子骗去几百块钱。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已经从最初的同情，变成现在的怀疑和冷漠甚至痛恨。每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心里就很复杂。看到他们的眼神，有时候我会想，这些人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他们一定是有故事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制片人，她是学法律的，当时她也非常支持这个想法，06年刑法的修正案专门加进了这样一条。这正体现了这种乞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立法机构已经开始关注这种新型的犯罪。所以这不仅仅可以做成好看的故事，还具有它的社会意义。 　　当时我手上有一篇小说，是白天光先生的《血蝉》，他的故事比较成熟，和我的想法契合，因此我选用了这个故事。但是小说的情节更复杂和戏剧化，于是根据我所要的风格，删去了很多情节，只保留了我所需要的几个主要人物和主线，然后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再创作。李名：你必威体育精装版的电影计划《那一年我们正年轻》，故事讲述的是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一对青年男女，特殊的相遇产生了一段特殊的爱情，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分手，各自坚强的生活下去。目前这个剧本计划已经入选圣丹斯电影节的相关项目，请介绍一下你的剧本和电影节的一些情况。 　　彭韬：其实这个剧本做了两稿，参加圣丹斯的是第二稿。两稿的故事走向和人物塑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故事是原创的剧本，在创作的时候我和我的制片人从二月份有想法到现在，一直在讨论，很多细节都还在推敲。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完善的东西拿出来。目前为止这个剧本得到了鹿特丹电影节HubertBals Fund的资助，也入选了圣丹斯剧本工作室，得以和一些资深的编剧进行切磋和交流。目前正在筹集资金和筹备拍摄的阶段。基本就是这样了。 　　李名：近两年，你看过哪些比较优秀的国内独立制作电影?你认为独立电影应该怎样更好地自我循环，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地位? 　　彭韬：《背鸭子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