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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房子》以建筑的角度记录灾区重建 　　2008年5月12日地震的那个下午，我正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一家影视公司上班，老板发现天花板上灯在晃，就尖叫着让我们离开十楼。于是我们走到大楼外面的广场上站了一会儿，仰着脖子望着办公室。地震的感觉，总的来说，还是太超现实。 　　 　　两个月之后我在成都，成都的朋友对我说，当时他正在教师宿舍洗头，突然架了啊脸盆啊都扣下来砸他，他本能地从六楼往下跑，一边跑一边想，我要死了，我不该跟主任闹情绪，我还没有孝敬好父母，我怎么能就这么死了。短短几十秒的时间他把一生的遗憾都想了一遍。 　　我想当时在北京和全国其它地方的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对地震没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在看到媒体对遇难的同胞的报道之后，又会想，如果这事真要发生在自己头上了，我们会怎么办?我们想等到以后有时间了再去做的事情做不了了，我们会怎么办?就是这样的一种后怕，一种好奇心，甚至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疑问，驱使我想要去四川灾区看一看，记录一些真相。 　　 　　以建筑为切入点 　　 　　 　　我辞掉了实习的工作，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准备，包括组织拍摄团队，策划影片内容、寻找赞助联系拍摄对象等。适逢暑假，使得我和其他几个学生同伴有比较大块的时间投入。在影片的切入点上，我们这个拍摄团队成员基本上都是影视相关专业的学生，只有我是学建筑的，但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接触过纪录片的工作。我一直在想，纪录片也许正是和文艺以外的学科相结合，方显得出它的价值。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和建筑专业相关的主题。 　　地震之后，最急需的工作就是灾后重建。当时国家花费了很大的财力集中生产过渡板房，建筑师也纷纷自发行动，或以组织或以个人形式向国家力量薄弱的角落赠送设计方案和帮助组织施工。我参加了建筑师方面的一些志愿活动，得知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 Ban)――个蜚声国际的建筑大师将要到成都郊区的华林小学设计并主持建造临时性教学楼的消息。我觉得这是个好素材，因为首先日本经常地震，日本建筑都相当重视抗震设计，而坂茂又是一个以设计灾难性过渡建筑闻名的建筑师，他带来的一定是相当具有日本特色，又符合当时四川震情的东西，不管建筑作品最后是否受到中国人喜爱，这件事情一定会给中国人带来新鲜的感觉。第二，这事情里面潜伏着很多矛盾，坂茂会带着他的学生来中国援建，这群日本人要在四川和来自国内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工作和生活几十天，这种民族历史带来的复杂情感一定会进出火花；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有很多不同，大家在共事当中如何交流，这群年轻人怎么对待彼此，这些都是很好看的内容。第三，坂茂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用特殊的纸管，以宣扬环保的理念。环保对于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既是一种教育也是一次浪漫的畅想，我们很想看看这么个“前卫”的建筑一旦出现在中国，国人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越想越觉得有意思，我们就决定拍摄这个故事了。其实如我前面说到的，我们的初衷本来是拍摄沉重的灾难，结果后来却去拍了一个较为轻松的题材，没有苦难中挣扎的人民，没有满目疮痍的废墟，没有幸存者的苦难回忆。为什么发生这个转变?我想会提出这种疑问的人一定是地震之后没有到过灾区的人。等你真的踏上那片土地，看见了那些让人心碎的人和事，你就会意识，自己关于痛苦的任何描述和思考都是渺小的，你就会想要紧紧地抓住眼前的一切，珍惜它，发现它的美，热情地享受它。 　　 　　意想不到的困难 　　 　　影片的赞助，我找得很辛苦。本来以为一部反映灾区的影片会比较容易引起赞助商的注意。但其实这是个简单的想法。越是在热潮之中，越是会有人怀疑你假借这种热潮招摇撞骗。以我在影视公司的工作经验，我按照正常的公开的渠道找了将近两个月赞助，没有任何收获，反而遭了不少白眼。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便拿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和朋友借的几千块钱去了四川。 　　 　　联系拍摄对象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建筑师本人和华林小学的师生都很欢迎我们来记录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有阻挠的是工程的管理方。他们的忧虑是一旦工程出了问题，而又被我们拍摄到，他们要担负责任。这在日本人看来是很不可理解的事，因为日本的建筑行业是欢迎媒体的监督，传播和社会评价的。但在中国，这些还尚待提高。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动用了很多人脉，才进人拍摄现场，结果工程的管理方还是经常干扰我们拍摄，有几次，我们都是险些被赶出来。总之，这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我想我们做得还算不错。 　　我早在6月底的时候就去了一趟四川，前后十来天，调查基本情况，形成策划方案。2008年8月4日我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小朱同学到四川正式拍摄，中途吸纳了重庆大学的萌萌和成都理工大学的日语翻译晶晶。但他们都在不久后相继离开了，只剩下了我。我的拍摄经验相当粗浅，而一个人顶起大梁的经历也是相当恐怖。不管怎样，在当时这种孤军作战的情况之下，唯一想的只能是坚持。大概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