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文字版.doc

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 汉司马相如琴台，为成都西郭名胜中之最著者，自六朝而后，诗人之题詠，史乘之记载，接踵相望，风流韵事，流传至广。但自1942年—1943年四川博物馆在其处发掘后，证明其为五代前蜀王建之永陵，与相如之琴台无关，然永陵何以误为琴台，其中亦必有由也。因参诸记载，并斟酌实际情形，略为考而出之，亦或可为谈地方掌故者之一助也。 成都琴台之最早见诸记载者，均以为系粱简文帝之登琴台诗，其诗曰： 芜阶践昔径，复想鸣琴游；音容万春罢，高名千载留。 弱枝生古树，旧石染新流，由来递相叹，逝川终不收。① 按梁简文帝足迹未至蜀，其所詠是否成都西郭外之琴台，是乃大可注意者。琴台之名，见于记载中稍早者，不一其处②。山东单县东南0.5公里旧城北有子贱之琴台，浙江海盐县东门外有伯牙琴台，相传伯牙曾鼓琴于此，其侧有闻琴村，及闻琴桥。湖北汉阳城北1公里许亦有伯牙琴台，亦称伯牙台。《湖北通志》(民国十年修本，卷15)古迹条记载： 伯牙台一名琴台，在县(汉阳)北大别山尾，相传锺期听琴于此。 清汪中《述学·外篇》，汉上琴台之铭序(代毕尚书作)： 自汉阳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广十亩。东对大別，左界汉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为伯牙鼓琴，锺期听之，盖在此云。居人筑馆其上，名之曰琴台，通径直道，来止近郊，层轩累树，迥出尘表。上多平旷，林木翳然，水至清浅，鱼藻交映。可以栖迟，可以眺望，可以泳游。无寻幽陟远之劳，靡登高临渊之惧，懿彼一邱，实具二美。桃花渌水，秋月春风，都人冶游，曾无旷日……” 读汪容甫之序，可知汉阳之琴台，为武汉名胜之冠。不过此琴台起于何时，方志轶于记载，不得而知，想其非起于近代，或者甚古也。按简文帝生于粱天监二年（503年)，五年(506年)封晋安王，普通四年(523年)累迁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531年)被征入朝。梁时之雍州，侨治襄阳，汉阳为适当往来襄阳道上之要冲，简文所登，或为此琴台乎？又细玩其诗意，颇不类詠相如文君之事者。例如“高名千载留”，自相如至简文，不过七百余岁，亦无“千载”。但自伯牙至简文，则恰合“千载”之数也。又如“逝川终不收”，今王建永陵附近实无大川，而汉阳之琴台，则前临汉水，后背长江，正与此相合。虽诗人之言，不尽实指，但亦终根据事实也。其非指成都之琴台，似甚共明显。 《四川通志》卷48引《成都记》云：“琴台在浣花溪之北，梁萧藻镇蜀，增建楼台，以备游观。桓宣武伐蜀，下营于此，掘得大罂二十余口，盖以响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台，并旧台为六焉”。《成都记》成于唐宣宗大中八九午(854—855年)间，其书今佚。其中所言，不知何所据?萧藻镇蜀为天监元年(502年)，时为简文帝生前一年，藻在蜀约八年③。桓温伐蜀，为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又更在其前。其所言“掘得大罂二十余口”，久未得其解，因古人无在一处埋如许大罂之理，响琴之说，全为臆测，亦无是理也。近忽悟其所掘得者，或为陶井壁，前人不识，或误为大罂耳。此类井壁，成都附近随处均可掘得，均汉代物。如掘得一稍完整之井，则有十余口④。 琴台之说，亦不过为一种附会，相如安用筑一高台以鼓琴？虽其娶卓文君后，得“僮百人，钱百万”，“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亦无筑一高台以鼓琴之理。大概琴台之说，系起于六朝末年，或因相如宅之琴堂而误。 王褒《益州记》(《蜀中广记》卷2所引)云： 司马相如宅在州笮桥北百步许。李膺云：“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今海安寺南有琴台古墟。 益都《耆旧传》(《太平寰宇记》卷72所引)言： 宅(相如宅)在少城中笮桥下有百许步是也。又有琴台在焉，今为金花等寺⑤。 《太平寰宇记》卷72： 相如宅在州西四里，《蜀记》云：相如宅在市桥西，即文君当垆涤器处。 《寰宇通志》卷61： 相如宅在府城西五里，即文君当垆涤器处，旧有琴台，后废为寺。 《四川通志》卷48： 琴台在城外市桥西，汉司马相如宅内⑥。 此外言相如宅与琴台者颇多，类皆展转抄袭，无甚新解，且所言之方位，各为不同，亦不能为之确指。《寰宇记》所引之《蜀记》，是否杨雄之《蜀记》，不得而知。不过其言“即文君当垆涤器处”，则有未审。据《史记》及《汉书》，均言在临邛，而不在成都也。况相如文君此举，所以羞卓王孙者。若于成都，则失其意义矣。但综合各家所记，均以相如宅近市桥，或笮桥。而市桥与笮桥，或言其为一桥二名，或言其为二桥，言者多不能详。按古时成都西南两江七桥，相传为李冰所造，上应七星。《华阳国志·蜀志》曰： 州治太城，郡治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中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屋所潜渊中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当作亦)曰笮侨。桥(当作又)从冲治桥西出(当作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星间。 《国志》之文，譌夺殊甚，《水经注》江水条记成都两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