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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信访制度的利弊及其改革 主讲：123 一、信访的前世今生 信访并非我国所独有。例如法国的行政介入制度、新加坡的中央申诉局制度、瑞典的行政专员制度等等，美国、日本也有类似的制度和现象 。 近代以来，信访制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信访制度正式的起点是1949年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制度》，一直到1951年都处于萌芽时期。 从1951年至今是信访制度的演进时期，一般将其细化为三个阶段：1951年——1979年,信访制度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较大，其发展速度较快，但方向却是令人置疑的，是大众动员型阶段；1979年——1982年，信访从少数现象发展为多发事件，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处理相关情况，是拨乱反正型阶段；1982年至今，信访的功能发生了巨大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救济途径，配套的制度也应运而生，并作了修订。 信访常用的含义有三种：字典释义、条例适用和人大规定，虽然区别明显，但落脚点都是通过提出意见、反映情况以求解决问题。目前，信访主要划分为参与类、求决类和诉讼类，其中求全类所占的比例最大，原因是城市拆迁、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中均存在大量的利益纷争和冲突。 二、信访何以立足 巨大的信访数据、频繁的上访事件、高发的重复信访，无不在迫使我们去寻求信访存在的条件和原因。我认为信访今日之存在是有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可以将其具体阐释为以下几点： 1.我国法治体系不完善，其面对经济发展的洪潮产生的新问题无法及时做出反应，新的问题需要信访去解决 。 2.我国发展不均衡的国情决定了部分人的利益难于得到重视 。 3.它主要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也是我们面对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期法治建设的缓冲器 4.信访有助于领导深入基层，了解基层人民的动态，掌握人民关心的问题，关心人民的利益； 三、信访的命运 信访由来已久，功过俱在，其命运自然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和终结点，立足于实际情况，保持现状是不可取的，信访制度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所谓穷则思变，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实践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改革思路：弱化（取消）信访与强化信访。 主张弱化甚至取消信访的代表人物是社科院的于建嵘研究员，他认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他还进一步指出，老百姓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 主张强化信访的是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和大部分学者。2001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大信访”的建议。最近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它建议将行政问责制与信访结合起来。国家信访局张彭发主任也认为应该强化信访，加强现行信访部门的权力。有些人已经建议出台《信访法》，甚至效仿法院两审终审制，确定两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 信访的命运究竟如何呢？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是否能走向法治的重大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就必须对信访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剖析。 弱化（取消）信访考量的因素： 一是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 二是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三是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有十分大的随意性，往往使得纠纷的解决机制走向非理性化。 强化信访的理由同样可以归结为三条： 一是信访必须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权。二是中国的国情，司法不独立，需要这样的一个反馈系统。我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需要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信访正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三是中国的救济方式太少。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不是太多，而是严重不足，不能仅依赖司法救济这一条路，而信访可以成为权利救济方式缺乏的有力补充 从目前信访机构的设置和功能出发，结合实际情况，我提出如下的重塑信访工作机制的设想： 改变目前大部分地方党政信访机构多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设置，将党政信访机构分离开来，还要将党内信访工作职责和政府信访工作职责以及政府信访工作职责和政府部门工作职责进行严格区分,以促进相互之间的监督和协调. 2、信访制度的改革应纳入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之中。 3、在现有的基础上，探索已有萌芽的社会组织参与信访代理的制度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