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的知识谱系与主要论域：西方经验与本土视角.doc

湖南省行政管理学会公共管理培训项目 公共政策学的知识谱系与主要论域：西方经验与本土视角 ［目的］了解公共政策科学发展的历程、知识体系以及主要研究内容，特别是对欧美公共政策科学发展情况的了解。同时，运用本土视角进行中国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理论解构与实证分析。 ［形式］理论讲授、案例分析与政策评论相结合。 ［主讲］陈潭（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公共管理博士）。个人主页：/menindex.asp?id=229。电子邮箱：cnchentan@126.com； chentan1969@。 ［参考］（1）《公共政策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基于理论的与实证的视角》，2003；（3）《制度中国：问题、政策与评论》，待版。 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历程 1．1公共政策学产生的根源 人们常常所讲的西方公共政策实际上指的是美国的公共政策运动和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学科制度。公共政策运动和公共政策学科首先在美国形成并获得巨大发展。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曾指出，公共政策运动和公共政策学科这所以诞生于美国，是因为美国“的确具有适合公共政策学生长的土壤”。所谓适合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土壤主要是指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具有适合公共政策知识生产的三个特别的环境因素，即如药师寺泰藏指出的公共政策学产生的三个根源：第一是行为主义；第二个是本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公害和社会问题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三个是政治学的理论问题。其实，在我们看来，“第一个根源”和“第三个根源”属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盛行问题。而真正的第三个根源是药师寺泰《公共政策：政治过程》第二章所谈到的“政策替代”文化。我们先从这三个方面谈谈为什么公共政策学诞生于美国。 111行为主义的盛行 由于需要对传统政治学制度化、规范化研究方法局限性的克服，欧洲大陆实证哲学及经验社会研究方法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社会科学研究的“革命”，那就是以查尔·梅里安（Charles E·Merrian）为首的“芝加哥党派”（Chicago schlool）发动并领导着行为主义研究新潮流。早在1925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年轻的系主任梅里安教授就在其政治学会会长的任职演说中强调，政治行为学将是今后政治学研究的方向。1928年，一位名叫弗兰克·肯特的美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行为》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肯特对传统的政治学状况进行了抨击。他指出，当时多数的政治学家只顾埋头规范性研究，总是停留在政府应该怎样进行统治等“应该论”上，而对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却不屑一顾。结果，满腹经纶的政治学家们连一次总统竞选最终有谁胜出事先都预测不出来。在弗兰克·肯特看来，政治学必须抛弃规范式的研究，转向对实际问题的探求。对于这位新闻记者提出的挑战，美国的政治学家们开始不以为然，而且还觉得是不可能的。倒是瑞典的一位政治学家哈伯·丁伯根很在意并作了回应。他专门花功夫对欧洲诸国的选举行为作了个案分析，写出了题为《政治行为——欧洲选举的统计研究》这一著作。该书给美国的年轻的政治学家和大学研究生们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30年代包含有H·D·拉斯韦尔、D·托尔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西蒙、G·A·阿尔蒙德等政治学界泰斗年轻的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更是如此。他们在梅里安教授的指导下，着手进行政治行为研究。 拉斯韦尔和阿尔蒙德等人陷入了美国国内关于“什么是政治学”这一理论问题的争论，他们从文化人类学家丁·贝内特和社会学家D·麦克雷等人身上看到了亮点。丁·贝内特认为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并不在于把文化和人类行为抽象论，而在于研究人类在走向既定目标的过程中的对“适应能力”的追求。D·麦克雷原封不动地把贝内特的主张搬到社会现象问题上来。他主为当时的社会科学过于埋头仿效自然科学，以致逐渐脱离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一味地讨论抽象的D—N（Debuctive — Nomological）即“寅绎规律”问题。麦克雷主张应把注意力放到人类P——S（Problem——Solving）即“解决问题”的适应能力上来。阿尔蒙德非常赞同两人的主张，他批判了当时的政治学家追求纯粹的政治学，而大力倡导应用政治学。 与此同时，另外两股力量也推动了行为主义在美国的发展。一是一批崇尚实证分析的犹太学者为美国政治学研究注入行为主义活力。二战中，大批犹太学者从纳粹政权下逃出来，纷纷云集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由于当时欧洲社会科学中正时兴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的以数据分析为中心的行为主义，因此，欧洲的移民们自然而然地就将这种行为主义方法移植美国。有不少相信行为主义的移民学者接受美国政府的委托进行政治行为分析。比如对复员军队作全面的社会调查，并取得了许多成绩。 另一股力量是一些财团出资支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