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清官形象分析.docVIP

元杂剧清官形象分析 　　 一、元代公案戏简介 　　 在元杂剧中，有一类专以诉讼事件为题材的作品，称作公案戏，这些剧作中往往塑造一个清官形象来辨贤愚、勘忠奸，为民众伸冤断案，因此或可称之为清官戏。它的基本关目是案发（多为冤案）、审案、判案过程。人物除清官外，还有原告、被告，以及作为清官对立面出现的权豪势要和赃官。由于元代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好人”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他们的正义感也只能曲折地反映，此类剧作的出现当非偶然。 　　自由、解放、平等、安定的幸福生活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长期的理想。中国文学史上对这种理想的反映比比皆是，早在周代的民歌中就出现了“乐土”、“乐邦”、“乐国”之类的意象，魏晋时这个理想王国的典型是“桃花源”。而到元代，残酷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将这种浪漫的想象更多地还原为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乐土”之梦遥不可及，还不如将希望寄于一个清官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所以，元代公案剧中的清官形象已经不再是历史上“清官”、“循吏”的简单再现或客观反映，而是人民理想的新的寄托，是人民渴望理想政权的寄托。元代公案剧也因此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政治倾向，就是向往平等、公正，要求严惩坏人，保护良善，实行仁政及法制，“人治”思想最为突出，对吏治腐败、世道黑暗十分不满。 　　元代公案剧存目约有37种，存本30种（一说24种），佚本并不多，由此也可见其在群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以包公为清官形象的剧目有14种，今存9种，其他清官形象还有《村乐堂》中的张本、《延安府》中的刘彦芳、《勘头巾》中的张鼎、《杀狗功夫》中的王然以及钱大尹、范仲淹等。 　　 二、清官形象的现实、思想根源 　　 清官源于汉代的循吏，此称始于司马迁，即所谓“奉法循理之吏”。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所载的循吏形象来看，仁（人）治的痕迹颇重，兼具官、师两种社会功能，恩威并重，兴利除弊，移风易俗，往往在任上干出不少令人难忘的业绩。总体上说，元前的清官活动的背景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在元蒙时期，极端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使社会矛盾异常激化。武将功臣和皇亲国戚组成了元代独有的庞大的特权阶层，他们高踞官府之上，打死人不用偿命，夺民财物土地也得到官府保护，致使冤狱遍布，民不聊生，千千万万的受害良民求告无门。对现实政权的仇恨，对理想幸福世界的渴望，使他们希望有站在人民一边、为民执法的官吏出现，祈求有“一个包龙图暗暗地私刑，唬得些官吏每兢兢打战”，这就是元剧中清官形象产生的现实基础。《生金阁》中的庞衙内挂毡帘、吃羊肉、爱田猎；还有的剧本，其中的“孤”（官员）说“胡话”，这显然是对现实的直接影射。 　　另一个现实根源是作为元杂剧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清官之口是他们一抒胸中郁积的渠道，这些清官的形象也因此呈现出强烈的人民性特征。现存清官戏的作者除一部分无名氏外，有姓名的如郑廷玉、孟汉卿、武汉臣、王仲文、孙鸣善、陆善登等，只在《录鬼簿》中记其籍贯，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能查出生平的，或则“不屑仕进”（如关汉卿），或则“以医为业”（如肖德祥），或则隐于山林，“恬淡薤露”（如李行道），甚至还有像张国宾那样沦为“教坊勾管”，被列入“娼夫”者流的。他们身处下层，对百姓的苦难和愿望有深切的了解，于是把人民对吏治黑暗和社会上种种压迫剥削的郁郁不平，以及对理想的渴望和追求，集中到清官形象的刻划中，直接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心声。在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清官戏中，清官不仅为解决戏剧矛盾而设置，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审判者，更不是只知执行上命的循臣，而是站在人民一边，直接参与揭露和抨击暴政的激烈斗争。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众的主体意识。戏曲是直接面对广大观众的艺术，对于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观众来说，他们不单纯满足于对唱腔和曲折情节的欣赏，而是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参与意识，以切身体会和耳闻目睹的事件积极地进行补充和再创造。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自然会对作者形成相当的反作用力。 　　元剧中清官形象的思想根源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与民间反抗思想的调和。 　　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逐渐巩固，它的入世精神，仁治本质，以及对社会与人生的全面覆盖，使统治者与文人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孔子的吏治观念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以循循善诱的教育为本，司法是第二位的。《礼记?大学》里“修、齐、治、平”的奋斗目标和过程，儒者政治上“自任的天下之重”的主体意识，以及对平民“先富后教”的一贯主张，都在试图实现孔子的“必也，使无讼乎”――从根本上消灭犯罪的社会理想。循吏，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积极的履践者。元杂剧的作者们既受传统文化教育，必难摆脱这个先入为主的形象，在他们笔下，清官之“仁”处处可见。面对百姓们的血泪控诉，清官们“万般愁肠萦心上，两条恨不去眉梢”。在《陈州粜米》中，作者写到包拯从历代贤臣的屈死中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