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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器乐生存现状调查与分析 　　中国民族器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等并列,是“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其中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相传至今的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作品。”[1]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西风”席卷中国文化领域,我国民族器乐发展艰难行进在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之间,呈现出复杂的生存状态。 　　 　　 　　一、中国民族器乐生存困境 　　 　　1、欣赏接受比例偏低 　　笔者对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艺术传播系音乐学相关专业的2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请被调查者在“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民族器乐、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及戏曲音乐)、“西方经典音乐”(包括古典、浪漫、印象等不同音乐时期的作品)、“流行音乐”(包括西方流行与中国流行)几项中,选择一项自己最喜好的音乐形式,并简要说明自己对中国民族器乐的想法。笔者发放了200份问卷,回收200份,有效问卷数为200份。 　　从数据统计来看,选择流行音乐的人数为124(其中西方流行88人,中国流行36人)占到调查总人数的62%,其次为西方经典音乐52人,占26%;最后为中国传统音乐24人(民族器乐16人,民歌8人),仅占调查总人数的12%。数据显示,中国民族器乐在当今社会的欣赏受众很少,接受空间狭小。笔者调查的对象是具备一定音乐基础,且接受过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相关课程学习的大学生,若是换做普通大众,结果恐怕更加不容乐观。 　　从器乐学习的角度来看,民族乐器的学习普及取得了历史性飞跃。以古筝学习为例,据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秘书长、中央音乐学院王中山教授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学习古筝的人数约为1000多人,目前则已达300万人左右。“过去学习民乐,是因为家庭条件有限,无法选择昂贵的西洋乐器,而现在学习民乐已经是家长和孩子的主动选择。”[2]可以说,当今的民乐学习普及率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然而,从社会发展横向比较来看,民族乐器的学习普及程度远远低于西洋乐器。笔者对南京地区“广胜”、“天籁”、“乐博”三大琴行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它们招收学员及专业分布情况,得出统计数据如下:三大琴行合计西洋乐器学习人数为1193(其中钢琴802人,小提琴168人,电子琴55人,长笛18人、架子鼓69人、吉他81人),占到调查总人数的91.7%,民族乐器学习人数108(其中古筝62人,琵琶10人,二胡12人,竹笛与葫芦丝24人)占到调查总人数的8.3%。 　　 　　2、现代传媒生存空间狭小 　　中国民族器乐在广播、电视、影碟等现代传媒中的生存空间狭小。以武汉地区楚天音乐台(105.8兆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103.8兆赫)和湖北交通音乐台(107.8兆赫)三家电台的调查为例[3]。三台每天合计播送音乐节目的时间为2250分钟,其中流行音乐1290分钟,占到播送时间的57.7%,中国民族器乐仅有255分钟,占到总时间的11.3%。另外,三台共开办涉及传统民乐的节目11个,其中7个属于综合性节目,专题性节目仅有4个。可见,中国民族器乐的播出时量远低于流行音乐,且品种地位边缘化。在图书音像出版市场中,国内只有香港雨果公司和台湾风潮公司从事传统民乐方面的音像出版,内地无一家以此为主的音像公司。至于乐谱的出版发行,只有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少数在从事,而且范围狭窄,数量很少,定价昂贵。 　　 　　3、教育及创作的孤芳自赏 　　中国民族器乐无论教学,还是创作,都体现出专业化特征,这也是传统民乐在城市的主要存在方式。开设传统民乐相关课程教学的主要集中在音乐院校、师范院校以及少数其他艺术院校,普通大众没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在民族器乐的创作方面,国内外从事民乐作品创作的作曲家,大多出身专业音乐院校,游走于精英音乐阶层。他们的民乐新作基本上只在专业学习者中传播,很多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作品仅在国外演出市场上演,面向国内普通民众的新作演出基本没有。以旅居加拿大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关忠先生为例,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繁荣与发展,作品丰硕,如民族管弦乐《拉萨行》、笛子协奏曲《蝴蝶梦》、管子协奏曲《逍遥游》、古琴与钢琴双协奏曲《太极》、琵琶协奏曲《飞天》等,这些作品相信国内普通大众闻所未闻。关忠先生和他的作品是众多作曲家及其创作情况的缩影。传统民乐创作似乎是少数专业音乐院校的独家专利,新人新作在国内处于孤芳自赏的境地。 　　 　　4、传统曲目资源开发不足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