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研究.doc

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研究 前 言 我国的翻译实践源远流长。至于翻译理论，看法则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我国翻译理论远远滞后于实践，虽有一点理论，多源于译者的感受与内省，至多不过是经验之谈，算不上什么系统的理论；有人则不以为然。中国的翻译理论，虽发端于我国古典文论，但却自成体系。更有甚者，有人还主张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笔者一开始也认为，我国的翻译理论没有西方翻译理论那么系统，那么富有名气。这时，我的老师马祖毅教授邀我参加编写《中国翻译史（下册）》，并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在编写过程中，细读马老师提供的和我自己收集到的资料，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国不但有翻译理论，而且蔚为大观，非常系统，足以与西方的翻译理论相媲美。马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编写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史，从1911年到1999年。按照他的编写思路，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任务，虽然在时间上略有超出。由于担心可能与其他编者的编写内容相互重叠，当时我只选用了12个专题。现在看来，选择的面稍窄了一点。另外，由于当时的任务是编史，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史料方面，在研究上所下的功力不够。由于上述原因，交卷之后，仍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决心撰写《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研究》。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笔者收入《中国翻译史》中《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史》的史料为基本资料，增加了中国近现代科技翻译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翻译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对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与吸收等内容，在已经收入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增加了戏剧翻译理论研究等。另外，撰写《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史》时，由于时间短促，来不及检索，连笔者自己拥有的许多杂志中的内容，都没有收入。这次借编写《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机会，检索了有关资料，收入了笔者自己拥有但以前没有收入的资料。因此，本书与《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史》相比，内容增加了约一倍。在时限问题上，由于以前马祖毅教授有严格的规定，虽有超出，但超出得非常有限。这次编写，按照我国社会发展史分期的常规做法，将近代定义为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因此，本书的上限为1840年，下限定为2004年上半年。本书虽然从几个方面增加了内容，但篇幅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史》在收入《中国翻译史》时，没有单列目录，参考书目也被删除了。这次出版的是单行本，目录和参考书目当然是不可少的，因此 在篇幅上较《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史》略有增加。增加了许多内容，而又几乎不增大篇幅，岂非怪事？原因在于，笔者将史料大大地浓缩了，将所有的长篇引文，都已删除，而改用转述的方法予以阐述。 本书虽然仍按专题编写，但在结构编排上也与《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史》有所不同。本书分为八章，将译名研究、直译与意译研究、翻译标准研究合为一章，题曰“中国近现代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将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一分为二，题曰“中国文学翻译理论通论性研究”和“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专题性研究”。在通论性研究中收入“形似、意似与神似”、“化境”与“翻译美学研究”，在专题性研究中收入文学翻译理论、诗歌翻译理论、戏剧翻译理论等内容；将翻译风格、可译性研究、翻译批评合为一章，题曰“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通论性问题”；将口译、同声传译、科技翻译和外交外事翻译等内容合为一章，题曰“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将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独立出来作为一章，收入翻译史研究、翻译理论史研究与翻译文化史研究等内容；增加“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与吸收”一章，收入对前苏联及东欧翻译理论的引进与吸收和对欧美翻译理论的引进与吸收等内容；最后一章为“翻译学的探索与建构”，分探索与建构两大内容。此外，本书有一个前言和一个后记，用于交代本书的编写脉络和展望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走向。 综上所述，本书虽然与《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史》有联系，但完全是一本新书。本书与《中国翻译理论史》的根本区别在于本书在阐述我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同时，对“研究”进行了综合研究，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第一，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放在该研究所处的时空参照系内进行观照；第二，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放在当今的时空参照系中进行观照；第三，逐一将所有的研究和与之有关的研究进行系联。因此，本书的重点不在述史而在研究。 由于笔者主张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交际，认为翻译理论一要着重研究翻译交际的理论框架，二要研究翻译的本质和过程，三要研究翻译的主体即翻译交际的参与者，尤其要着力研究译者。因为在笔者看来，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有较为系统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没有系统完备的理论框架的翻译理论，似乎不成其为翻译理论；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回答什么是翻译的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不阐述翻译的本质和过程，也不成其为翻译理论；翻译主要是翻译主体的事，是译者的事，没有翻译主体、没有译者就没有翻译。当然，笔者眼中的译者，是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