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有些话可以把你雷倒.doc

历史人物的有些话可以把你雷倒，我想这些这么有趣的话为什么教科书上没有。 解说：又以叛逆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 余世存：拒绝进入一切体制。 余世存：读史犹如专家会诊 不能只请教一个人 解说：《名人面对面》，对话余世存。2005年出版的《非常道》把余世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在历史边角料里八卦，在津津乐道中质疑，在历史碎片中不屑，此书的文体后来被读者称为“微博体”。事实上它比微博在中国的出现早了四年之久，有人说它是微博体的先驱。这本以“微博体”方式挖掘历史边角料的书，被视作当代的《世说新语》，其短小的碎片式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很快便开始创造传播。 许戈辉：你要想了解历史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先得掌握一种方法，就是怎么样去读史。这个事我特别想请教您。 余世存：我觉得我的兴趣点主要是对人的话语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从小到上大学我看很多文学类的书，包括历史类的书，我就对其中的人物的那种对话感兴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木讷的人，口才很差，所以我就想看别人怎么说话。但是别人说话当中，就是有些历史人物的说话就特别有趣，比如说我忘了是谁问过邓小平说你在长征的时候做了什么。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一答一问，它就让你觉得这个意蕴很丰富，还有我记得我最初有那个动机的时候，是看那个看文革的资料，那些讲话我都觉得有时候觉得像小孩一样，小孩在一起过家家，真的有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话不能说。就比如说康生说我们只有毛主席能做大英雄，还有毛主席在二月逆流的会上批评陈毅这些人，就说批评谭震林，就是说他们不应该去顶撞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康生就等毛主席说完话之后就说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我觉得这个特别搞笑，用现在的话我就被雷倒了，是吧。就说历史人物的有些话可以把你雷倒，我想这些这么有趣的话，为什么教科书上没有，那么我能不能把它捋出来。 解说：《非常道》前后加印三次，却依然脱销。从这本书开始，余世存的作品几乎每一本都离不开“历史”二字。 许戈辉：是不是看多了，你也会培养出一种很敏锐的判断力，就是什么样的话有可能是人物真实的语言被记录下来了，什么样的有可能是被修饰过的。 余世存：最近也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很简单，我说即使是我余世存写的书，你也不应该把它当作唯一的认知的一个体系，我说这就像现代人看病一样，他要请专家会诊，你不能只请一个专家。就像我们读论语一样，我们看了钱穆的文字，我们也得看李零的文字，结果还是进了校园。所以那个时候也点不安心，所以在中学教书其实教了两年就没有教了，等于就自动离职就下海，在1992年就下海。 许戈辉：所以你看看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可悲之处，高才生出来都不愿意去教书。 余世存：对对对，我记得我们有7个北大的，结果后来全部走了。 许戈辉：全走了。 余世存：所以我们就觉得中学束缚住了你，你这个中学的舞台对我们来讲太小了，所有我们一定要离开它，后来就离开了中学然后就跳到了海里面。 许戈辉：钱挣着了吗？ 余世存：没有，也有是一份打工的钱，也就是一份打工钱。 解说：这一次人生选择或许可以算作余世存经历中的第一次退藏，从一份安稳的教师工作中退出，获得了一份新的力量，跳进了一片更广阔的人海中，是一次对自我的重塑。1994年年底，认为自己下海经商并不成功的余世存，进入了《战略与管理》杂志，从普通编辑一直做到执行主编，度过了他文化上生涯中重要的五年。 余世存：我没有进战略管理之前只是北大中文系出来的一个读过诗歌读过现代派小说，读过一点文艺理论的人，顶多读了一点哲学和历史类的东西，但是你进战略管理，你的思维训练就一下子受到了拓展，你就要想到你要有经济学思维，你要有社会学思维，你要有法学的思维。让我从一个，我觉得从一个纯粹的文人变得有点厚度或者更丰富了。 解说：2000年，新世纪来临，余世存却选择了离开《战略与管理》，引发了人生的第二次退藏，这一年他31岁。 余世存：拒绝进入一切体制 包括反体制组织 余世存：因为我去做《战略管理》执行主编的时候，在我做之前，我的前任执行主编是把《战略管理》做成一个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一个杂志，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就把它往自由主义这边靠了一下，往这边转的话，它当时也是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包括我们发的一些文章，有时候也在打擦边球，包括有些碰线了，所以就不断地去挨上面的批评。这个就是你懂的嘛，用你懂的这个原因，我们就不断地被我的老板就不断地写检讨，我没有去写检讨，老板不断地去做检讨，后来就说是不是调整一下，然后我也觉得我的使命也差不多了，就是用我们当时的经济学的术语叫边际效应递减，所以我就说那我还在战略与管理待着干嘛，就离开算了，就顺便也给老板一个台阶下嘛。所以就离开了，就退出了战略管理。 许戈辉：离开那年应该是哪一年？ 余世存：2000年。 许哥：你看2000年，人类迎来了一个新的千年，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