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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方文化心理与社会发展 　　竞技，最初起源于人类群体内部的娱乐，由于这一活动所具有的无限超越的寓意，使得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竞技愈为凸显。在竞技规则上，中西方社会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竞技规则的程序性与公正性;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却更多地强调竞技的技艺性与变通性，使得中国人在竞技时蕴含着若隐若现的投机与侥幸心理。此种文化心理的异质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录了一断历史典故———田忌赛马，在赛马这一竞技活动中，古代中国人通过变相地改变竞技规划而赢得了比赛胜利。无疑，教材对这一典故的选录本身就表明对典故所透视的竞技规则的认可，即相对于中国人而言，对比赛规则的变通本身是可以理解接受的，并且中国人更看重由于这一变通而获得的比赛胜利的结果;而对于西方人而言，这一典故显然违背了竞技规则，在程序上是不合理的，因而结果自然也是不公正的。可以预见，如果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典故，显然无法让西方人所津津乐道。执业态度的异质性。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紧密，中西方文化融合愈加深刻，因而中西方职业态度的不同显得愈加重要和明显。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他们的职业态度趋向于冒险与创新，与选择一个自己不热衷但稳定的职业而言，他们更多地选择追随自己内心的梦想，宁可从事自己热爱而不稳定的职业，也不愿意为了稳定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兴趣，于是许多西方人的人生在中国社会眼里就显得另类和不可理喻。与进入政府、教育机构等相对稳定的职业领域相比，西方人更多地选择自由职业或者行业公司谋职，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具有更多的挑战性，同时也蕴含更大的回报。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在面临职业选择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个人兴趣而屈从于职业稳定，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稳定，因而在职业态度方面显得略微保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够。对于西方人而言，职业的自我忠诚度更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职业的不安全感更强。交往意识的异质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是一种群居性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可避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电脑及网络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物理距离变得愈加不清晰而社会交往愈加便利。在交往意识上，中西存在着显著不同。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个体独立性与私密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始终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不会因交往而破坏个体独立性，个人隐私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奠定在相互尊重隐私基石上。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侧重于亲密无间、敞开心扉，缩小私密范围。人们乐于把个人的私事与他人共享，亦以与他人共享个人私事为傲。个体之间的亲密程度，往往体现在相互获知对方私人事务上。在与人交往过程中，特意保持个体独立性，往往会被中国人认为是对交往的排斥和拒绝，可能会导致交往中断。显见，交往意识方面中西文化心理处于两个不同的端点之上。 　　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性 　　除文化心理外，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发展方面存有差异。中国与西方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各有侧重，社会发展旨趣各不相同。中国重社会发展结果，西方重社会发展过程。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他们更多地看重社会发展结果，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社会发展过程更为重要。中国与西方此种对社会发展要求的不同侧重，在各自的教育体系上有深刻体现。由于侧重社会发展结果，中国社会的教育更多地立足于把学生培养成父母、教师或社会所期望的结果;由于侧重社会发展过程，西方社会的教育更多地立足于帮助学生独立自主成长的一个过程，完全依凭于学生的兴趣爱好而学习和就业。中国社会的教育由于以教育结果来制约教育过程，使得父母对孩子期望过高，因而不由自主地指责和支配孩子学生成长，此种被指责和支配的学习历程使得中国学生变得脆弱，为了得到父母、老师所认可的正确答案，他们对错误和失败形成了天然性恐惧，导致他们最为可贵的创新、创造、冒险等天赋日益丧失，简言之，中国社会的教育基于对结果的侧重而剥夺了学生自主成长、尝试错误和体验失败的机会，使学生由主动学习变为被动学习，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相反，侧重社会发展过程的西方社会，在教育体系中更多地尊重学生，把教育视为一个服从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过程，因而学生得到了系统和全面的锻炼和积累，更多地保留了其好奇心和创新潜能。 　　中国重社会发展内容，西方重社会发展形式。中国社会更为看重社会发展内容，而西方社会更多地看重社会发展形式，使得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中国人更多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赋予社会生活更为丰富的内容，而西方人却着力实现复杂问题简单化，使得社会生活分外单一和有条不紊，赋予社会生活更为纯粹的形式，使之一目了然。此种对社会发展内容与形式的不同侧重，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十分丰富的形象思维，西方人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