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舞蹈民族特异性.docVIP

试论舞蹈民族特异性 　　将生态环境与文化相连并且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个族群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状况，这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下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⑩。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核”(cultural core)(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的环境(土壤、气候等等)而发展起来，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的形成，即环境和文化之间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互动(11)。尽管文化生态学存在某种偏颇，但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领域，两者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生态系统表现为环境及构成它的一部分的有机生命体之间的结构性及功能性的相互关系(12)，因为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考察。而以舞蹈作为核心，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当作影响舞蹈的生态环境，宏观、深入、多维地研究它们与舞蹈的交互作用与依存规律，这又是舞蹈生态学的基本任务。舞蹈生态学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舞蹈是在自然、社会环境中造就、发展、改变的。以舞蹈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影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习俗等。民族心理特点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某民族特殊的社会化过程而世代相传。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果”。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等都可表现民族心理。驰骋、游牧于草原的蒙古族舞蹈体态略向后倾、眼望辽阔草原、肩部松弛自如、步伐稳健有力、动作大开大阖，表现出强悍骁勇的心理特质，以及以草原为美、为骄傲的民族心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舞蹈语汇可揭示该民族的典型心理特征。 　　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团体表象”概念。他认为，一切来自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实际上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属于“团体表象”(1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意识即是典型的“团体意识”，它的存在是先行的“团体表象”造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的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里，众人拉手、搭肩成圈，有节奏地踏步徐行，双膝微颤，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蹈，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亲情、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显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在地缘环境中历经漫长岁月的时光雕琢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精神浓缩，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种内在灵魂，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推动力、向心力、凝聚力。它渗透在其风俗习惯、艺术活动之中，内化于民族成员个人的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转化为民族成员个人的情感、道德和意志，使本民族成员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指导民族实践行为。在民族的舞蹈活动中，民族成员能够真切地感受、深刻地把握民族精神的真谛。汉族的大型舞龙活动，含有民族意识的认同，含有一种潜在的凝聚力。通过舞龙，强化了巍巍中华自强不息、奋起腾飞的民族精神，刚健有力、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 　　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会表现出民族成员性格的共同性，它影响人的形体动作特征与形体表达。维族性格开朗活泼、幽默风趣，他们高兴时会摇头摆颈，这些动作被吸收到了“赛乃姆”里，形成了移颈、摇头动作。羌族的民族性格勇武不屈、豪放豁达，“跳盔甲”手执兵器、分列对阵而舞，威武雄壮，尽显粗犷性格。朝鲜族性格既沉着坚韧又内敛含蓄，故其舞蹈风貌是潇洒柔婉与刚劲跌宕兼而有之。因此，民族舞蹈也是“性格舞”，其动作性格正来源于民族性格。 　　作为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的民俗，如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等，是民间的、群众性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的传承性文化，由民众和群体传习而得以嬗变和发展。它既是群体生活的产物，又是群体所享受的文化。独特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加强同样起着积极地整合与促进作用。许多民族岁时节令几乎都是载歌载舞，如红河哈尼族人“苦扎扎”节跳扇子舞、竹棍舞、乐作舞，拉祜族“库扎节”跳芦笙舞。一个民族的民俗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劳动是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与之有关的习俗不外乎是希望生产顺利、硕果累累。在白族“田家乐”里，霸王鞭、白鹤舞、蚌舞等穿插其间，整个活动囊括了水稻栽插劳动的全过程，表现出白族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充分反映了白族人民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希冀。民俗舞蹈和民俗的传承载体均为特定的民族群体，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寨、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