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朝家庭剧及其观念.docVIP

试论元朝家庭剧及其观念 　　在元杂剧中家庭贤孝剧现存六种，分别是:《降桑椹》、《小张屠》、《赵礼让肥》、《陈母教子》、《剪发待宾》、《杀狗劝夫》。① 　　从剧中主要展现的伦常关系来看，六部剧主要围绕三种关系来展开:一是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奉养，如《降桑椹》、《小张屠》;二是强调父母的贤达对于子女成才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陈母教子》、《剪发待宾》;三是强调兄弟之间的和睦团结，如《赵礼让肥》、《杀狗劝夫》。 　　在古代社会的传统中，重视伦理纲常、人伦关系是一项根本的内容，这对于处在家庭中各个成员来说，历来都有着严格而鲜明的道德原则和行为指导，如《周易?家人》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了理想化的伦常关系: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妻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其中孝与悌是最根本的原则规范:“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据元代郭居敬的《二十四孝》记载，我国最早的孝子故事是从虞舜时代开始的，帝舜本人即是大孝子。而从西汉的《孝经》开始，到东汉刘向的《孝子传》，再到三国魏晋隋唐宋等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孝悌”的倡导和重视，更是从未有过断绝。[1](P52) 　　在各朝代的正史中，有专门为孝子孝妇列表作传，如《元史?孝友传》就专记孝顺故事，其中详细记传的有113人，另有162位只记其名而行为事迹无传者，这其中以事亲行孝著名的有21人，以为父母守孝而得名的有108人。[2] 　　而《元史?列女传》中有名姓记录的女子166人，她们多为孝顺姑舅、为父母守丧、刮股为长辈疗伤、舍命救父母之人。[2]大量的历史记载和褒扬，使得孝悌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在无意识中将其视为行为的依据和准则。顺承这样的传统和观念，元剧作家自然不会放弃其在杂剧创作中易于观众接受的特点而继承并继续对这一传统观念的标榜与宣扬。 　　一 　　刘唐卿的《降桑椹》写:书生蔡顺，自幼习读诗书，学成满腹文章，为因父母在堂不曾进取功名，一日其母患病想吃桑椹，然隆冬时节无处觅得，蔡顺感念母恩，虔诚祈神以至磕头出血、滴泪成冰，“则愿母病安妥，父命延长，子寿愿夭”，天地为之感动而成其所愿，母病体得愈。 　　无名氏的《小张屠》讲:张屠母患病，无钱医治，张屠感念母恩，许愿东岳神庙，愿将亲生孩儿送入焦盆中做一柱香烧了，以求得母病痊愈，孝子一片诚心终于感动天地，显灵救愈张母，张之三岁孩儿亦被送回以彰孝子之德。 　　从这两个剧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传统孝亲观念所包含的内容:一是“昏定晨省，问安视寝”;二是“父母在，不远游”，故蔡顺为父母年高连功名都放弃;三是父母有所求，子女必须给予满足不能违拗，所以即使蔡顺之母大雪天里要吃桑椹，做儿子的蔡顺也必须想方设法去求取;四是父母患病，子女要不惜以身相代，蔡顺愿减其寿而使母愈、张屠忍痛焚儿无不为此。 　　总之，“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才是“人子之大孝”，“这孝乃万善之本，百行之源”，“孝者，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孝的力量有多大呢?孝，一能感化他人，如蔡顺的孝行感化了落草为寇的强盗，从而“将手下半垓喽啰都散”了;二是能上达圣听，使得家族沾光，自己得以封官，父母也会因教子有方而得到褒奖;三是可以感动天地，使天从人愿解除人间苦难。 　　《降桑椹》、《小张屠》都强调了儿子感动天地的行为是对于母亲而发的，可见，母亲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伦理道德的施行者、维护者、说教者、代言者，在她们身上，这种伦理道德的力量和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也折射出作者在伦常关系上的某种倾向。在《元史》有关孝子的记载中，奉养母亲的例子非常多，即使是后母，子女对待她们的态度也是温恭有礼的。[2] 　　元杂剧作家是否因此而对于母亲这一形象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家庭贤孝剧中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家庭地位越高、越重要的女性，对于家庭所起的作用也越重要，甚至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如《陈母教子》中的陈母，在其悉心的教诲下，一门三子都考上了状元。陈母是一位非常严厉、对子女要求非常高的母亲，她为训子攻书，特意盖了一座“状元堂”以供儿子苦读，含有对儿子考取状元的期待。其三子陈佐良赴考前，自命不凡，不将他人放在眼里，对于两个哥哥的考中也表现得极为不屑，结果第一次赴考只考中探花，陈母为此用大棒子教训了这个“说了大口”、“嘴碌都的恰便似跌了弹的斑鸠”的儿子，陈佐良受激重新发愤考中了状元。但又因其收受他人礼物而受罚，陈母为“辱子未曾为官，可早先受民财”的行为而痛心，斥责儿子贪图财利辱没了先祖，合该受罚。这位母亲可谓是“训子有纲纪之威权，居家有冰霜之直政”，这种从严教子的态度终于为家庭换了莫大的荣耀，一门三状元，事业仕途有所成，家庭蒙受皇恩加封，显耀一时。 　　《剪发待宾》中的陶母一贫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