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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文化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快速渗入中国后，国内的发展从街道、马路等基础设施，到市政体制，管理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趣味等均表现出明显的西方化[1]。例如上海“，从市政建设与管理，上海士绅自治运动，到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的变化，多有西方的影响，……这不是仿照租界，而是学自泰西”[2]，西方文化的到来为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正因如此，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国很快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并快速蔓延，甚至于北京市政公所及其官员认为：“要使中国强大，便意味着沿着西方道路进行现代化”，这些都使得西方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城市化历程中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发展中捕捉到大量西方化的元素，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一方面显示着现代社会失去了情感的理性、利益，另一方面也严重违背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过分依赖外来异质文化作为核心指导来进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之与本土的环境产生不适应性，与本土的文化产生强烈的摩擦，若不能很好地将中西方文化相结合，则必然阻碍本国的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于集体，现代社会重于个人西方文化认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崇拜有限和自然，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境界。为此，他不愿使他的神带有令人敬畏的性质，他也根本不去捏造人是恶劣的罪孽造物的概念。”[3]所以作为以西方文化为发展内核的现代城市化发展，整体也随之表现出对于个体欲望满足的重视，强调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性。而传统的中国是宗法社会，强调的是集体的存在和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满足集体需求的前提下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传统文化是趋于集体化的价值观要求人们抑制自身的欲望，并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赖。诚然，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的分工愈来愈细，个体的独立性愈来愈强，社会集体由情感依赖维系转变为由社会制度来维持，使得个人价值的实现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也唯有当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需求被充分满足之后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此的价值引导很容易诱发人欲的膨胀和物质主义的盛行，但是它在西方文化体系的背景下会有效地被宗教(尤指基督教)所束缚，人们可以在一面放纵欲望的同时一面痛心疾首地悔罪[4]，从而避免了严重的功利主义和贪婪的肆意蔓延。可是将这样的价值引导置于尚处于发展状态下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却是另一番模样。首先，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保证集体的利益对个体的欲望也表现为抑制，其作用效果同西方的宗教力量有所相似，但是这一约束力因为前文所提到的中国近代发展断层而带有很难磨灭的落后性，在进行现代化的初期又一度摒弃传统文化，这些都一再地削弱着中国伦理约束道德的力量。当外在约束力不断减弱时人性的欲望开始膨胀变得没有节制，贪婪的本性开始出现并蔓延。因此，若要借用西方现代化的个体独立主义发展中国，就需要重新唤醒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约束力与之配合，不然很难治其根本。其次，情感联系单薄。中国人素来强调集体之中的相依相存，对于彼此之间的情感维系要求很高，但是中国现代城市化发展中更加强调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个体独立意识，在人际关系上人们首先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其次按不同功能建立人际关系，建立以理性、功能性和本我利益为基础的目的联盟，每一个个体相对独立且不愿他人干涉自己，导致社会氛围冷漠。这虽然提高了个体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却使人们必须独自面对发展中的压力，虽然心中对于情感的诉求依旧强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置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们的孤独感增强，归属感削弱，整体表现为人口和文化一致性突出，首属交往被次属交往所代替，短暂性亲属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功能降低，邻里关系和社会整合的传统基础被破坏，城市中的交往具有肤浅性，短暂性，匿名性和非人个性等。[5] 　　中国文化重于礼，现代文化重于法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复杂性的增长是快速的，所以以何种手段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中西方文化因为其核心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故而其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也有所不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味地依赖法理来治理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的文化是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因此切实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教导个体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中尽量减少摩擦[6]，找到自身位置的中庸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和“和而不同”，其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观念即是中国文化用以维系社会的准则，它认同差别，承认不同，要求个体面向群众，具有较强的包容性[7]。此外，当人与人之间出现较大的分歧和矛盾时，则会有以依靠社会舆论，公众观点和自身道德对个体进行由内而外约束的社会制裁体制，这种在价值观中内隐化的社会制裁意识具有全面性和良好的弹性，但是也极易被掌权者所主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今天的中国社会崇尚理性治国。西方古典主义所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