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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与郭开贞历史剧比较 　　郭沫若与田汉，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两座丰碑。两人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选择不同的创作棱面折射着不同的社会景观，丰富了中国的戏剧宝藏。本文选取两人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与《关汉卿》，做一人物塑造、矛盾冲突构造以及语言特色上的比较分析，试图挖掘出两人剧作的深层美学特点以及共通处。 　　一、人物塑造 　　从人物择取角度而言，郭沫若和田汉选择的作品主角都是中国历史上奇葩类的文学大家：屈原(前340-278年)，战国末期楚国人，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95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关汉卿(约1225-1300)，我国古代杰出戏曲家、散曲家，元代杂剧的奠基人和中国古代戏曲艺术范式的开创者。钟嗣成《录鬼簿》称其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 　　屈原以《离骚》传世，不倚其作373句磅礴之势，而赖于为国为民为天下苍生而歌的政治激情、赖于中华民族于骨髓中尊崇的舍生取义之风。郭沫若感其赤胆忠心，置身1941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跨越时空的激流，伸手采撷上古的奇葩，作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执着理想、宁折不屈、人格辉煌的屈原、天真纯洁、谦恭好学、明辨是非、嫉恶如仇的婵娟，以及志大胸狭、喜怒无常的楚王，毒辣阴险自私的南后，狡诈的张仪，追逐权力的奴隶宋玉等群生百面图。 　　关汉卿在妇女地位低如尘芥地封建社会描画了善良无辜的寡妇被屈斩而天地变色的奇迹，勇敢地直面权贵，舍生为义节。对其气节史书无详载，但其精神借助一曲《窦娥冤》让后代尽闻。 　　田汉，因自身亦属“梨园班头，文化领袖”而对关汉卿其人其志拥有更强的通感，以关汉卿创作“窦娥冤”为中心绵延思绪、拓展框架，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同情民众、憎恨丑恶、不畏权贵、大义凛然的古代文人关汉卿、深明大义、勇于自我牺牲、敢爱敢恨的朱帘秀、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坚强的王著以及反面人物淫威邪恶的阿合马、狠毒卑鄙的叶和甫等。 　　一个是以剧为矛，以史拟今，号召处于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日本横行跋扈铁蹄蹂躏之时的中国政界挺起自古而来的脊梁;一个是借古代侠肝义胆、不畏强权、不惜以命去搏一个人道的艺术家的所作所为来呼唤中国普通民众的热血赤胆。两人合力用历史剧构建了一个让中国观众深省自身力量，自窥民族脊梁的舞台。究其人物选择原因，大抵和和郭沫若以及田汉的个人出身以及所处社会环境有着本质上的渊源。郭沫若出身富足商人之家，其母自小以诗教其识字，可谓成长于知识分子的氛围中。日本留学归国后郭沫若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结识，后居文化界高官职位。以上总总，奠定了郭沫若选材以及创作视角上的官本位政治化特点;而田汉，正如自己所说，成长于赤脚田间，“出身于贫农家庭，插秧、打稻、车水、放牛、推车子都搞过”，更接近和了解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乡间的皮影戏熏陶培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同样东渡日本并与郭沫若结识，归国后奋战在文艺界的第一线，官职则远在郭沫若之下。他为人豁达开朗，广交社会各层有识之士，帮扶梨园艺台人士，颇有关汉卿自述的“娇客”风范，亦有些江湖的豪侠气质。可以说在人本位上，郭沫若折射的是屈原的政治本位，田汉折射的是关汉卿的民本位。 　　两剧可谓中国现代历史剧的高峰之作，各自创造了斐然的艺术反响。《屈原》在重庆及北碚上演后，场场满座，台上台下，同仇敌汽，各种报刊纷纷撰文加以评介。田汉作《欣闻屈原演出成功》盛赞郭沫若的才情“将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1。1942年4月周恩来同志在天官府设专宴祝贺演出成功时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2毛泽东同志也致信郭沫若，信中说：“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3日本著名的《前进座》剧团致信郭沫若，言“因该剧表现正直者被欺负的愤怒和支持正直者的大众力量”4，请求其允许在日本上演。受允后该剧团在日本进行了《屈原》一剧的巡回公演，广受好评。 　　田汉的《关汉卿》亦反响不凡。郭沫若连夜读完田汉的《关汉卿》后随即写信祝贺，称“我一口气把您的《关汉卿》读了，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5。除却中国国内的好评如潮，田汉的《关汉卿》亦受到国际社会首肯：日本三个著名剧团“悱优座”“民艺”和“文学座”在日本大阪、神户、京都和东京等地联合演出《关汉卿》，看戏看电视和听实况录音的观众和听众总计超过一千万人，买书的人络绎不绝。两剧的国际反响印证了田汉所言：“一出现实主义的戏，一出具有深刻时代思想的戏，他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可以超越时代、超越国度、能够产生难以想象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