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剧青楼女性形象分析.docVIP

元剧青楼女性形象分析 　　元朝城市经济的繁荣，促使娼妓业迅速发展。社会上大量青楼女子的存在，为元杂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据笔者统计，现存元杂剧中涉及青楼女子生活的有21种。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主要塑造了两类不同的青楼女子形象：一类是天使型形象;一类是荡妇型形象。 　　一、天使型的青楼女子形象：男性作家的渴望之梦 　　在元代，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并不苛求妇女婚前甚至婚后的贞操。受其影响，元代妇女的生活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妇女可以离婚和改嫁，这就与汉族文化中男性对妇女在爱情、婚姻关系中的理想要求形成了较大的差异。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使得男性作者赋予这些青楼女子以男性文人的审美理想，而非真实的形象。正如西蒙?波娃所说：“在过去许多作家，特别是男性作家那儿，女性形象变成了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由于女性形象在文学中仅是一种介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她们总是被男性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①元杂剧中的青楼女子形象正是按照男性文人的需要而创造的，是为了满足男性文人对青楼女子的精神幻想的一种“介质”。因此，在男性作家的书写话语中，她们被罩上了理想的光环，“扭曲”成男性理想中的天使，具有男性所期望的各种美质。 　　(一)色艺双全：满足男性欲望的符号 　　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姿色的描写必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男权话语系统下，美貌已不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存在，而是一种被男性欣赏，为男性存在的，满足其欲望的符号。青楼女子的美貌则更是其必须具备的，用以刺激男性消费欲望的先天资本。元杂剧中对青楼女子姿色的描写非常多，如《百花亭》中的贺怜怜，“端的是腻胭脂红处红如血，润琼酥白处白如雪。比玉呵软且温，比花呵花更别”;《红梨花》中的谢玉娥“口吐樱桃，眼转秋波，鬓挽乌云”。这些描写无一不是带着“观色癖”的心理，将注视的焦点集中于女性的身体，将其与某种浓艳、香丽的意象联系起来，用香艳、华美的辞藻将它装饰成精美的物件，以满足男性作家的观赏欲望和好色心理。在他们的笔下，女性只是一种可以任由男人观赏的，或气韵生动、或精美绝伦的物品。除美貌的姿色外，青楼女子还要具备一定的文艺修养，以服务于风流才子。如《玉壶春》中的李素兰，“年方十八，诗词歌赋，针织女工，无不通晓”;《红梨花》中的谢玉娥则能对梨花出口成诗。妓女有才，不但抬高了自身的身价，也抬高了嫖者的身价，极大地满足了男性的虚荣心理。另一方面，佳人多才，能诗善赋，又可以借诗传情，表达思慕，从而为肉体与金钱的肮脏交易遮上一层浪漫多情的面纱，营造出一种虚假的诗意。可见，对男性作家而言，色是满足其生理欲望的物质要件，艺是渲染其浪漫情感的精神要件。这种书写显然是男性运用他们独占的话语权，按自身想象与审美要求对女性所作的一种文字包装，其目的是要把女性包装成为他们满足欲望和寄托想象的工具。因此，在元杂剧中，青楼女子大多温柔、美丽，并有相当高的文艺修养，作品看似是在赞扬她们的美貌与品质，实则深深渗透着男权文化的因子。 　　(二)守节专一：维护封建伦理道德 　　青楼女子作为一种商品，必然以逐利为目的。然而，元杂剧中的青楼女子却多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们一旦情有所钟，便以身相许，所追求的也是男女之间的情意和谐，而并非金钱。如在《曲江池》中，青楼女子李亚仙和秀才郑元和一见钟情，李亚仙不但对沦为乞丐的郑元和不离不弃，还助其读书成名，发誓“我和他埋时一起埋，生时一处生”。《玉壶春》中的才子李玉湖之所以迷恋青楼女子李素兰，是因为“争奈此妓非风尘之态，乃贞节之妇，故此留心与她”。作为青楼女子，她们早已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弃儿，送旧迎新、一心逐利本就符合她们的职业要求，但她们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贞节之态，对贞操节行甚至比良家妇女还要坚定。这与其说是她们自己的恪守，倒不如说是封建文人为青楼女子套上的枷锁，既希望她们美丽风情，又期望这种风情只属于自己。在元杂剧中，这种守志、守节，忠贞专一的女性形象代表了文人的一种审美理想，同时也充分表现出文人对封建伦理异常坚定的守护决心。 　　(三)钟爱穷酸秀才：失落书生们的幻想 　　元杂剧的作者在构筑故事时，常常采用文士、商人、青楼女子三方冲突的模式。经济拮据的文士总是深得青楼女子的欢心，而腰缠万贯的商人却只能招来青楼女子的不屑与厌恶。唯一一个选择配偶时看重金钱的宋引章(《救风尘》)最终还是嫁给了穷秀才安秀实。青楼女子往往把才华作为选择爱情的标准，《云窗梦》中的郑月莲就公开宣称:“你爱的是贩江淮茶数百船，我爱的是撼乾坤诗百联;你爱的是茶引三千道，我爱的是文章数百篇。”与其说这是青楼女子的心声，不如说是元代文人自己的心声，是他们在仕途阻塞、失落压抑境遇下所进行的一种自我心灵抚慰。元蒙一代，科举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停滞状态，文人没有进身之阶，也失去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条件，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