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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剧士妓商婚恋关系探析 　　元杂剧题材丰富多样，其中一类就是关于士、妓之恋的,而在这类作品中，有一部分涉及到士、妓、商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关汉卿的《救风尘》、马致远的《青衫泪》、无名氏的《云窗梦》与《百花亭》、王实甫的《苏小卿月夜贩茶船》、贾仲明的《玉壶春》和《对玉梳》[1]等均属此类题材。其情节都是写士子与妓女先有真挚恋情，后商人凭借其钱势插足其间，横刀夺爱，进行破坏，而结果却是以士、妓之团圆告终。仔细品味这些作品，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窥探到元代的某些社会现实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 　　一、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下降，商人迅速崛起，士子在爱情争夺战中,屡屡败北 　　长期以来，关于各社会阶层的地位有“士农工商”之论，而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皇帝崇信喇嘛教远超过儒学，朝廷征用儒士必须以保证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国策为前提，在崇儒的表现上远逊于南宋和金。元初废除科举，阻塞了士子的仕进之路。他们既不能从事生产，又很难得到功名富贵，于是士子流落都市，混迹于勾栏瓦舍之间，写词撰曲,一则谋生度日，二则抒泄胸臆。臧晋叔认为元代读书人处天地闭塞之秋，无法展布所怀，只有“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2]，士子地位一落千丈。郑思肖记载：“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3]同时的谢枋得也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杂剧之士妓婚恋作品中，士子们多穷困潦倒，只因无钱无势，虽与妓女真心相恋，却被爱钱的虔婆赶出来，双渐(《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和张均卿(《云窗梦》)都是如此。在《云窗梦》中的郑月莲唱道：“俺娘有钱的和他佯亲乍亲，无钱的顶了前门后门，张郎也眼睁睁西出阳关无故人。”近人亦有人试图翻“九儒十丐”的历史沉案，认为其属亡宋遗民的愤慨之词。我却以为此种说法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必有其现实基础。 　　与之相反，此时商人一跃而起，这与元代商业的发展不无关系。元代由于全国统一，形成了有规模的国内市场，农业与手工业分离，从政府到蒙古、色目贵族都积极参与经商逐利，造成元代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使商人发达，他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收买虔婆之心，在与士子争夺妓女的斗争中屡屡得胜。而金钱也开始影响到当时人们的观念，使得人们开始热衷于追逐金钱和物质享受。以婚姻为例，唐朝以前婚姻尚门阀，至元则论钱财。大德八年诏书中说：“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倾资破产，不能成礼，甚则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于是朝廷特颁圣旨：“其民间聘财，命中书省从宜定立等第，以男家为主，愿减者听。”[4]可见，财富对元代社会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入仕无门而又不能富贵的士子在与商人的争夺中失利就不足为怪了。 　　二、为何元杂剧中商人均以反面形象出现 　　元杂剧中，商人总是那么丑陋、粗俗、可憎可恨，他们阴险狡诈，凭借其钱势为所欲为，以达到其个人目的。如《对玉梳》中的柳茂英，企图用20辆车的棉花换取对顾玉香的初夜权，并威胁说：“既然见了你，好歹要成合，不肯便杀了你!”《青衫泪》中的茶商柳一郎让人写伪信说白居易已死，以骗取裴兴奴。特别是《救风尘》中的周舍，根本就是流氓无赖加恶棍。周舍一上场就自报家门：“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他以花言巧语骗娶宋引章，娶到家就是四十杀威棒，朝打暮骂，根本不把她当人看。宋引章眼看没活路了，让人捎书与同为妓女的姐妹赵盼儿，求赵盼儿来救她出火坑。而对假意要嫁他的美丽的盼儿，周舍担心两面落空，百般试探，又要盼儿赌誓，才给宋引章写了休书。知道上当后，又用计撕毁休书，幸而盼儿对其丑恶本质认识得很清楚，给他撕毁的只是一张假休书。可以说，作品深入地刻画了周舍这一官商喜新厌旧、狡诈残忍的无耻形象。 　　现实生活中商人是否都是如此呢?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但反面形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在元代，统治者虽然采取的是野蛮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上却采取了不同于重农抑商传统的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因此，元代商业发展迅速，许多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当时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居民多达四五十万。在杭州，店铺林立，城市繁华。马可?波罗记载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5]剧作家关汉卿在其散曲【南吕?一枝花】中也描写了当时杭州的繁盛景象：“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6]北方的真定、汴梁、平阳，南方的扬州、温州、广州等城市均颇具规模。随着城市的兴盛，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商人与市民阶层主要聚集在城市中，贸易往来频繁，经济实力强大，生活富裕奢华。商人地位亦随其经济实力高涨而明显提高。 　　另外，元代商业有其特点，即官商勾结，或者说官商一体。元朝很多官僚也兼营商业，丞相燕帖木儿经营邸舍商货，马扎儿台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