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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业 　　摘要：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异常活跃，社会上经商成风，商人文化发生了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代有很大提高，这一切本该预示着商业的持续繁盛，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还是夭折了，商业没有发展壮大。究其原因，很多学者笼统的归罪于传统思想的束缚，但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与商业的关系不能如此简单的划分。本文将通过分析明清时期传统思想的状况、商人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传统文化与商业资本三个方面来具体探讨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明清传统文化商人商业 　　明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转型，新旧过渡的时期。政治上君主专制从顶峰到被推翻;文化上从异端思想产生到西方文化的传入;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商人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地域商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著名的徽商、晋商、陕商、江右商、龙游商、宁波商、洞庭商、临清商、闽商、粤商“十大商帮”。随着商业和商帮的发展，商人文化也发生了改变。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地位极低。但明清之际，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经商成风，商人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提高。所有这些变化本该预示着社会经济的美好前景，但传统商业最终没有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学者一直在找寻这其中的原因所在。与这些变化对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固，于是学者们大多把阻碍商业发展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思想的束缚。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对商业的影响不能笼统的归结为阻碍，应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体分析他们的关系。 　　一、明清时期的传统思想 　　要探讨传统文化和商人的关系，就必须先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社会鄙视从商者，商人的地位极低，商人也因此有很低卑的自我认同。但明清之际，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商人文化发生了整合，促进了商人价值观的改变。 　　明清社会理学占文化主流，商人从理欲之辩出发，整合理学，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以提高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在朱熹的哲学里，“存天理，灭人欲”中的人欲有两重含义，《朱子语类》中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见朱熹所谓的人欲分为正当和不正当。正当的生命欲望是符合天理的，可以说“人欲中自有天理”。明清商人从此出发提出经商是为了生存，是正当的生命诉求。他们还进一步把理欲相通引申为士商关系，提出贾儒相通的新观念。并从不同角度证明这一观点，认为士商名与利相通，“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实质是一样的;士商义与利相通，认为士商只是职业的不同，商人也多义行，如歙商黄玄赐在山东经商，他“临财廉，取与义”得到齐鲁人的好评“非惟良贾，且为良士”;为贾为儒在在事道上相通。习贾有利于为政，习儒有利于为贾;士商追求一致，商求利与士求功名，都是为了实现“大振家声”的目的。 　　商人甚至从理欲对立的含义上整合理学。出于商业经营的需要，他们在某些场合又肯定朱熹的理欲对立。强调理欲对立以此积累财富，控制从商族众，也是控制妇女，维护家庭稳定的需要。 　　徽商在对理学的改铸中形成了自己价值观和社会观，针对传统的商为四民之末，不仅提出了“贾何负于耕”“良贾何负于鸿儒”的四民平等的新的社会观，而且还充满自信的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对自身价值有了新估量。山西商人王来聘诫子孙：“四民之业，惟士最尊，然不成不若农贾。”农贾是个现成名词，事实上他是说士而不成反不如贾。嘉靖年间，商业在徽州的地位已经改变“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山西《五台新志》称：晋俗以商贾为重。 　　鸦片战争后，面对外国侵略，商人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看到西方国家“以商立国”，于是主张商战，对传统的民本思想加以重新诠释，提出商为“四民之纲”的价值观。如王韬提出“商本论”，对“重本抑末”观念进行了尖锐批判。 　　虽然商人文化和价值观从四民之末到四民平等再到四民之纲的变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明清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历经几千年的深化，根深蒂固。《大清会典》所明确记载的，“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若为常经，由来已久”。商人文化的改变使得社会揭起了一股拜金风潮，但同时也兴起了一股咒金思潮，反对者借孔子之名咒骂金钱“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由此可见鄙视商人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观仍然是官方和社会心理的主流，人们没有从心底里认同商人的平等地位。以上就是是明清时期传统思想的状况，正是这种发生了改变但却不彻底的思想使得传统文化与商业的关系错综复杂。 　　二、商人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 　　了解了传统思想在明清时期的状况后，再来看看商人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 　　(1)商人与传统伦理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主张尊卑有序、忠孝伦常，这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