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师：祖国需要我流血我就流精选.doc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师：祖国需要我流血我就流 “当祖国需要我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今年2月，在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现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简短的话语字字铿锵。 　　上个世纪，在没有外援、没有资料、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以黄旭华为代表的中国核潜艇人创造了世界核潜艇研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当时全球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 　　从1958年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到1987年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身份解密，30年隐姓埋名，黄旭华终于实现了儿时造船强国的梦想。 　　自力更生造潜艇 　　“拿着算盘算数据，上艇设备必过秤” 　　1958年，我国核潜艇工程立项。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加研究。 　　中国的核动力潜艇完全白手起家。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核动力装置、艇体结构及艇型等7项难题号称“七朵金花”。为攻克难关，黄旭华和同事们别无选择，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向前。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拥有最完美的流线，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同事陈源介绍说，当年美国为实现水滴型构造，谨慎走了三步：先把核动力装置装在常规线性潜艇上，同时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在两者都成功的基础上，最后结合成核动力水滴线型试验艇。 　　中国该怎么办？是一步到位，还是也要“三步走”？黄旭华大胆提出，“必须三步并作一步走”。既然国外已成功地将水滴型艇和核动力结合，就说明这条路切实可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只能少走弯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使想法变成现实，除了大胆，还要苦干。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论证，黄旭华带领同事仅用3个月就提出5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艇型方案。方案一出，黄旭华又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试验室。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计算机之前，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拨人一起算，结果一致还好，不一致两边都要重新算。 　　除此之外，黄旭华还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核潜艇体积狭窄，而装艇设备和管线数以万计，如何知道艇体和设备的精确重量、确保重心稳定？黄旭华要求，所有设备都要过秤。在之后数年的建造过程中，大小设备件件如此、天天如此。“斤斤计较”使得排水量达4000多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浮出水面时，黄旭华难掩欣喜和激动，一任幸福泪水长流……毕竟是他和同事们，呕心沥血书写了共和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历史！ 　　荒岛惊涛乐其中 　　“骑驴找马做研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荒岛上起步。一首打油诗这样描述该岛：风沙大，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黄旭华带领同事当“挑夫”。他利用出差机会，从外地带肉、油、米等食品返岛。最厉害的“挑夫”曾经一个人带回重达150斤的包裹，最壮观的场面是大人小孩浩浩荡荡30多人的接站队伍。黄旭华自豪地说，“大家以苦为乐，互相关心，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科研手段和科学设施也是一片空白。一代艇上马时，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并不足以支撑核潜艇研制。但研制工作“三项原则”明确指示：要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要求与现实形成了尖锐对立，是等待条件成熟再干还是“人定胜天”地蛮干下去？黄旭华提出“骑驴找马”策略：即便驴都没有，也要两条腿先走起来。 　　为确定水滴型潜艇水下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黄旭华在试验室一呆就是小半年。但那个水池不到百米长，有些实验根本无法完成。黄旭华就提出，利用人工增加截流的方法加大阻力系数。在这个水池旁，黄旭华反复进行了各种艏端线型和艉端线型模型试验。 　　核潜艇只有深深地、静静地隐蔽在海洋中，才能真正形成震慑力、战斗力。极限深潜实验，是检验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内行人明白，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一次最危险的试验。所有参试人员明白，中国只有常规潜艇下潜经验，而核潜艇要复杂得多危险得多。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就是在深潜试验时，下去后再没有上来，艇上16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深潜日期越来越近时，参试艇队里有人唱起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