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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得好：“知识即美德”，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明代大文学家方孝孺说：“人可不食也，不可不学也。不食则死，死则已；不学则入于禽兽而不自知也。人与其禽兽也，毋宁死。”在我们中国古代，无论是唐太宗，还是清圣祖，都深知“国将兴必重学”的道理。贞观六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为此，他决定：每月逢五逢十，由房玄龄、魏征等大臣在弘文馆给一些官员讲史籍，听讲人的名单由他亲自审定。有位日本朋友问孙中山：“我每次看到你，谈不到三句话，就要讲革命，不知先生在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嗜好？”孙中山先生回答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就是读书了。”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毛泽东的一生是终身学习的一生。终身学习成就了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进而也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命运，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著作。周恩来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曾强调全党的学习问题。他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问题的道理，不必多讲。这几年的教训是，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我们有许多错误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毛泽东：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学习实际的空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在火车上，毛泽东与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谈到《三国志》里的《吕蒙传》。吕蒙是孙权鼎足江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就是策划和主持了袭取荆州的战役，使孙权的势力从局促的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获得了一片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解除了来自荆州上游的威胁，为孙权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孙权掌握了荆州，使刘备继续扩张的趋势骤然停顿，孙、刘的长期稳定的联盟才成为可能，三国鼎力的局面才基本确定，吕蒙对孙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所以孙权对吕蒙的早逝十分惋惜并深感沉痛。在闲谈中，毛泽东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讲完故事后，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2013-5-6在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被认为收藏了全部的人类知识。而如果把今天全世界的信息平分给每一个活着的人，那么每个人拥有的信息量将足足超过当年亚历山大图书馆全部藏书的320倍。如果把所有这些信息刻到光盘上并且分5摞叠起来的话，那么这些光盘可以一直堆到月球。 从周总理反对“文山会海” 到温总理抓好两个“四”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一直提出反对“文山会海”，八十年代初，报刊上就讨论过要“平文山、填会海、砍表林”，早在19 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说：“我们必须反对那些空洞的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文牍，反对那些冗长的不经过准备、不做出决定的会议，反对那些只会坐机关、开会、签公文而不研究业务、不熟悉情况、不检查工作、不接近群众的工作作风，反对若干国家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办事拖沓、纪律松懈、责任不明的现象。因为这些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国家机关的要求和人民事业的利益的。” 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反对这种现象呢，说明这种现象始终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三种，其一，显示领导重视；其二，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上级开了会，就对下级也开会布置或传达，再没干好工作或没完成任务，我就没有责任了；其三， 温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人大代表提出：“不少地方领导干部陷入文山会海不能自拔，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温总理说：“文山会海的根子在于政府的职能转变。过去政府管了很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也是人员膨胀、机构庞大、文山会海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束缚生产力，因此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把应该交给企业、中介机构、市场的事情交出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大事”。 抓大事就事要抓好两个“四”：第一个“四”指经济社会发展的四项指标，即经济增长、居民就业、物价水平、国际收支平衡。第二个“四”指政府职能的四条，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经济管理、社会服务。有的领导干部对第一条的理解不是经济调节而是经济管理，政府职能要从对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