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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陇中地区人物祠庙研究【摘要】明清时期陇中地区人物崇祀风气十分盛行，出现了大量新修、重修、改修的人物祠庙①。这些人物祠庙呈现出由官方主持修建；祠祀客体以汉族武将为主；明清中后期人物最多等特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明清政府非常重视边塞地区的文教事业，致使“感恩戴德”观念深入民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笼络人心”、“保境安民”的目的，积极支持人物祠庙的修建工作，为修祠之风的盛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总之，这种崇祀之风是区域社会发展状况和中央王朝边疆政策影响下人民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的结果。【关键字】明清时期，陇中地区，人物祠庙陇中地区②处于西北内陆，指的是陇山、六盘山以西，秦岭以北、黄河以南、青藏高原东北缘以东的地区。这一地区地处少数民族游牧文明与汉族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在长期的民族冲突、战争摧残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独具特色的边塞地域性文化结构，这在当地人的宗教信仰和人物崇祀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通过对相关地方志的查阅，笔者发现明清时期陇中地区出现了修建人物祠庙的浪潮，这不仅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联，同时也是当地人心理需求的产物。目前学术界对西北地区民间信仰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相对较少。李智君《边塞农牧文化的历史互动与地域分野——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民间信仰受区域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更大，因此河陇民间信仰有着及其浓厚的边塞特征。尽管河陇文化是由多民族在这里冲突与融合中缔造的边塞文化，但其历史文化的主体是中原农耕文化。随后李智君又作《清代河陇民间信仰的地域格局与边塞特征》一文，认为：针对边塞战事和区域旱灾所产生的民间崇祀行为在河陇民间信仰中路神庙:一部活着的大明英烈传》论述洮岷地区将明朝武将作为庇佑神灵加以崇祀的现象；李建宗《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甘肃陇中汉族民间信仰》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陇中多神信仰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强烈的崇拜意识，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①包括神话人物祠庙（雷神、雨神等），上古人物祠庙（黄帝、伏羲、大禹、伯夷叔齐等），普遍性崇祀祠庙（关帝、儒圣、乡贤、名宦、忠孝、节义）等。②包括定西、临夏、天水的全部，平凉的静宁、庄浪县，兰州市及皋兰、榆中县，白银的会宁、靖远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泾源、隆德县等1市7区26县。民俗现象,而且也是对民间社会的象征性表述的观点。此外，僧海霞在《晚清陕甘回民起义与关中地区汉人信仰的变迁——以寺庙宫观的新建、重建和废弃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清末回民起义造成以庙宇为主体的信仰景观经历了新建、重建和废弃的变动,这体现了地方社会对国家意志的认同,见证了区域民众对信仰客体的重新选择。虽然文章以关中地区为研究对象，但同样受陕甘回民起义影响的陇中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信仰变迁，因此此文对研究陇中民间信仰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以上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学术界对民间崇祀的研究侧重于那些虚幻神灵和传奇人物，很少对真实人物的祠祀现象进行全面研究；因此将陇中地区作为单独的研究区域，以真实存在的人物祠庙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这些人物祠庙，揭示区域地理环境和国家边疆政策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实现历史学、地理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如有不妥，望老师批评指正。据明天顺年间编著的《大明一统志》记载：当时陇中地区的人物祠庙仅有10个，其中汉人祠庙6个，唐人祠庙3个，宋人祠庙1个，分别是：静宁州的刘滬庙（宋人修），秦州的汉高祖庙（汉人修）、汉武帝庙（唐人修）、唐公庙（唐人修）、尉迟敬德庙（唐人修）、杜甫祠（唐人修），兰州的纪信庙（汉人修）③、霍去病庙（汉人修）、赵充国庙（汉人修）、邓训庙（汉人修），其中霍去病庙在洪武朝重修，改名二郎庙④。尽管不能确定以上数据是否是明天顺年间陇中地区人物祠庙的实际数量，但它大致能够反映明代中期陇中地区人物祠庙的大致情况，表现为：（1）没有明代前期的人物祠庙，（3）祠祀对象多为闻名华夏的大人物，（4）明代前期很少修建祠庙。乾隆年间编修的《甘肃通志》中记载的陇中人物祠庙共有32个，其中汉人祠庙有5个，魏晋人物祠庙有2个，唐人祠庙有2个，宋人祠庙有7个，明人祠庙有13个，清人祠庙有3个。据统计以上32个祠庙中有9个明确是明代中后期修建的，只有3个明确是清代前期修建的。通过以上两组数据的比较，可以发现两种现象：（1）明代后期出现修建人物祠庙的热潮，清③据《甘肃新通志.祠祀下》记载：纪信庙就是兰州城隍庙，纪信因忠信而祀城隍，笔者认为兰州城隍庙祀纪信的说法不可信。④一说二郎庙祠祀的是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之子，因有惠政于民，故祀之。代前期修祠之风中衰；（2）对前代修建的人物祠庙进行调整（重修、废弃、异名等），例如：唐公庙废弃，霍去病、邓训、赵充国三人的专祠合并为三将军祠，刘滬庙易名为忠烈祠等。宣统年间编修的《甘肃新通志》中记载的陇中人物祠庙有116⑤个，其中汉人祠庙有9个，魏晋人物祠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