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进行时”讲座记录稿.doc

“重庆模式进行时”讲座记录稿——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发展? 　　【注】本文是崔之元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做关于“重庆模式”主题演讲的整理稿。 　　1997年，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香港回归，成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二是由于三峡建设，把重庆从四川划出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市人口3300多万，以人口数量而言，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直辖市。至今，重庆仍然还有70%-80%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的一个缩影，重庆经验可以作为全国发展的一面镜子。20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两个试验区意义很大，是国家级的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而重庆是一个省的概念，农村的范围要比成都大很多，因此重庆的城乡统筹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可以更全面反映中国国情。所以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意义重大。 　　最近几个月，我在《重庆日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香港《亚洲周刊》等媒体上做了些初步探讨，我称之为“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可以初步概括为两个方面。 　　重庆经验的第一个方面是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增加了，另一个必然减少。最近的山西小煤窑国有化改制，争论很激烈，大家担心“国进民退”，“国进”就意味着“民退”，或者“民进”就必须“国退”。最近媒体上关于“国进民退”的舆论很多，对其他省市我调查研究不够，暂时不宜发表结论。但我认为，至少对重庆而言，有一个独特经验，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 　　重庆经验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发展”。2008年12月5日，重庆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这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试验。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要求，这个试验封闭进行，不做过多的社会宣传，主要在于防止其他地方盲目乱上乱学，而是希望等到经验成熟、成功总结后再推广。 　　下面分别讨论重庆经验的这两个方面。 　　一、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重庆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具体是如何体现的呢？ 　　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实际上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8000亿元。这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罕见。2004年发生“郎顾之争”风波时，正是国退民进的高峰，各地区的国有资产基本都在下降。2002年至2008年间，全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3.7%，而重庆的增长率是19%。 　　然而，重庆的国资增长并没有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与民争利，或者挤出民间投资，恰恰相反，重庆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以比国有企业更快的速度增长。在西部十二省市中，重庆的国有和民营企业都是最发达的。 　　重庆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内涵。 　　2000年时，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有一条优惠政策，允许西部12省市对所有工业企业，凡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税。这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税率，并不特指某个经济开发区，在全国的经济开发区中，都有大量的优惠政策，甚至有零税率。在2008年1月1日以前，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国统一是33%，之后降低为25%。西部其他省份也执行了15%的优惠税率，但省两三年后，他们发现，由于税率太低，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会职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动放弃了优惠政策，继续执行33%的企业所得税率。而只有重庆将此优惠政策坚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税率。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期是到2012年，重庆现在希望会同其他西部省份，呼吁将这条优惠政策延续下去，但其他省份对此积极性不高，主要是由于地方财政压力。 　　那么以15%作为工业企业普适所得税率的意义何在呢？大家知道，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如果所得税率是33%，那么企业最终所得只是6.7%，银行存款利率可达5%左右，所以搞工业企业实际上比银行存款稍微好一点，但需要承担风险。重庆将所得税率降为15%，使得工业企业有了相对较大的盈利空间，使收益大大超过银行存款，从而重庆的投资吸引力增大。 　　这里引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重庆政府敢于长期坚持15%工业企业所得税率，而其他省份不能长期坚持使用这种优惠政策呢？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增值了4倍，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企业（主要指民营企业）的高税收。对此，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认为重庆由于国资增值，形成了第三财政收入。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财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税收，我国最主要的税种是17%的增值税，当然也包括所得税等。第二财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设基金。第三财政收入指的是国资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