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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 为什么国有工业企业在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和生产率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主要效益指标却在恶化，从而出现 有增长而无发展 的困境。文章认为，国有工业企业长期以来过高的社会成本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根据问卷调查的材料，作者对国有工业企业在固定资产投入、人员使用、福利保险费用等方面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定量的测算，其结果比以往文献的估算要高得多。文章从社会学的视角指出，围绕着社会成本，国有工业企业形成了刚性的利益格局和福利功能扩大化的趋势，从而成为改革的巨大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的 拟市场化核算体制 和 社会成本的分摊机制 。 　　 　　在对国有企业的历时性考察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自 1978 年以来，国有企业实行了一系列效率优先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很多研究表明 , 这些改革措施使国有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 得到提高（刘国光主编， 1988 ；董辅等主编， 1995 ）；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总体财务经营业绩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效益指标 ( 如产值利税率、销售收入利税率、资金利税率 ) 几乎直线下降，从 1996 年开始，甚至连续两年出现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巨额净亏损的局面 ( 国家统计局 ,1998) 。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在 全要素生产率 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亏损？林毅夫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成为其预算软约束的借口，从而使对它的经营评价缺乏所必需的充分信息，这样也就难以建立公平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而这些是做出任何产权安排和形成适宜的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林毅夫、蔡、李周， 1997 ： 97 ）；肖耿通过统计测算指出，由于国有企业的附加福利或额外收益未被视为财产，其生产力可能被低估，但造成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不是附加福利，而是产权残缺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肖耿， 1997 ： 131-182 ）；樊纲则提出了工资侵蚀利润的假说（樊纲， 1995 ： 48 ）。然而，国有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究竟在其总成本中占多大的比重？社会成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冲销了企业利润？社会成本是否是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这方面还缺乏详细的定量研究，而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分析所依据的资料，是我们 1996 年 8-10 月份对全国 10 个大城市（哈尔滨、沈阳、济南、上海、武汉、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工业企业的问卷调查，调查根据行业、规模等结构采取主观抽样，共获得有效样本 508 个；调查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占总样本的 70.5% ；为便于比较各经济类型企业的差别，我们使样本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其占总样本的 96.3% ；问卷调查项目是企业的客观指标，主要涉及企业的财务和人事方面。 　　 　　一、社会成本的界定及其假说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 单位组织 。单位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李汉林等， 1988 ： 273-373 ；路风， 1989 ；李培林等， 1992 ： 178-202 ；李路路、王奋宇， 1992 ： 83-103 ），作为单位组织的中国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经济功能，也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国有企业为实现其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成本，我们称之为社会成本。这是对于社会成本概念的一种比较狭窄的定义，与已有经济文献中的其他定义有所不同。 　　早在 1960 年，科斯就写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的社会成本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 交易成本 的存在。在他那里，社会成本就是私人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私人成本会等于社会成本，但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科斯， 1988/1995:20-25 ）。科尔内则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 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 。这些现象一部分可以用货币来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心理的感受，是无法用货币来度量的。他认为对社会成本的考察可以从 4 个方面进行：（ 1 ）生产的内部实物投入，即生产成本；（ 2 ）外部成本，它并不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反映在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账目上，如随着生产能力利用的提高，事故可能增加，工人健康可能恶化，对环境的破坏可能加剧等等，为防止这种状况对生产的影响，要有一些 预防性 开支，这就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3 ）社会的分摊成本，如政府机构的经费支出；（ 4 ）反映大量经济现象的人们的意向、满意度和普遍感觉，一种是边际递减的社会成本，如与生产能力利用低水平相关的失业以及可能伴随的犯罪、暴力和自杀，另一种是边际递增的社会成本，如与生产能力高利用度相联系的其他领域的 瓶颈 、 短缺 以及对社会消费的负面影响，前面所说的生产成本、外部成本和社会分摊成本，也都是边际递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