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祸水辩—从几位女性的悲剧看中国古代男权社会的偏执.doc

红颜祸水辩 ——从几位女性的悲剧看中国古代男权社会的偏执 我读中国史，就像品尝一道菜肴，这是一位性格偏执的厨师一贯的拿手菜，吃起来虽然入情入味，但总有那么几味猛料，让我非常的不习惯。 比如“红颜祸水”说。 几乎无一例外，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背后，都会有一位或多位女性的影子。“三代妖女”自不消说，西施、貂蝉早已成老生常谈，汉代赵飞燕、隋朝萧淑妃、唐代杨玉环、宋代李师师、明末陈圆圆，无不演绎着一幕幕红颜祸水的历史大戏，可结果又却是一幕幕红颜薄命的人生悲剧。 我不自觉地产生出了疑问：无聊的史官们将王朝兴亡归责于“红颜”们，那么她们既然有如此的能量去颠覆一个国家，何以不能保护自己，留给后人徒叹命运的悲惨呢？ 这其实是中国古代男权政治的一种思维惯性。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在中国人的伦理根系浸润了二千年，从而塑造出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心态，即以维护男权自尊为核心的价值观。帝王们再无能腐朽，即便是亡国之君，那也是维护男权世界的精神领袖，这个地位是不能撼动的。否则，王朝总有兴替，帝王总有良莠，参政决策的治国栋梁是男性，保家卫国的精兵强将是男性，可谁又来为这些亡国的男人们遮羞呢？男人们以后又岂能神气十足地面对女人呵斥“妇人之见”呢？于是，同样有着男权情结的史官们心有灵犀地巧妙构思，用女性的脆弱去点缀弱化男人亡国的耻辱。久而久之便成了惯例，开始了“红颜误国”的漫长历史。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们不妨随意举几个例子。 一，“妖女”们的身世之谜。 伍子胥曾经劝谏过吴王夫差，不要沉迷于西施的美色。他说：“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天下美女，多为亡国之物。”伍子胥重点强调了亡国的主因是三位美女，但是对三位亡国之君却只字未提。桀造“酒池”、纣制“炮烙之刑”、周幽王大玩烽火游戏，这些没一样是“妖女”们的创意或提议，却是暴君们兴之所至的随心产物。 或许会有人言称，暴君们如此折腾，不就是为了博取“妖女”一笑吗？那么，这就很有必要探究一下这三位高居王后、尽享荣华富贵的女人为何终日郁郁寡欢了。来看看她们的身世吧。 史书中有关妺喜身世的记载极少，《国语·晋语》中有一句说明：“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这句话告诉我们，妺喜其实就是她的家族为了自保而送给桀的一件礼物，也就是女奴。《国语·晋语》中同样提到了妲己的身世，竟然与妺喜如此相像。不同的是，妲己是诸侯有苏氏的女儿，出身贵族，被纣作为战利品强掳而沦落为奴。至于褒姒，她原本是弃婴，在《国语》、《列女传》等史籍中还记载了她先后成为褒国的奴隶和周王朝的宫廷女奴，出身卑贱，成长历程同样充满了悲苦。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如此多舛令人同情的身世，难免让三位美丽的女性如出一辙地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这本该引起人们广泛的同情，但更可悲的是，他们身处在一个男权昌盛的时代，本已是家族利益牺牲品的她们，又被卷入浑浊的历史漩涡中，成为偏执的男权价值观的牺牲品。 《国语·晋语》中并未提及任何妺喜的荒唐事，有关妺喜乱政的构陷是从西汉刘向的《汉书·列女传》开始的：“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