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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精深 构建体系 　　题对于学术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常说：“好的选题，等于成功的一半”，就是强调选题的重要性。它意味着出现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或材料。如果我们将学术探索比喻为开采宝藏的话，发掘的是金矿、铜矿还是一般铁矿？因对象（选题）不同，投入相同的时间、精力，所产生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科研课题的申报亦如此，在每年各类音乐项目的评审中，课题获批与否受到选题、论证方案、申报者资质等条件的制约，其中选题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音乐类科研项目的选题遵循学术研究的共性特点，如学人总结的“以小见大、以新代旧、以偏代正”，或“求新求变、量力而行、小题大做”①等。与此同时，其选题也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在所有音乐类课题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中的音乐项目（以下简称国音项目）级别最高、影响最大，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课题，自设立以来较大地推动了我国音乐研究事业的进展。它的选题也具有导向作用，其关注点值得我们重视。国音项目的获批难度极大，即使项目最多的2016年也仅有28项，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平均不到1项。因此只有选择好的研究题目，课题通过的几率才能更高。那么，国音项目选题有何特点？其与一般科研项目相比，有哪些异同？我们可以从已立项的课题中得到相应启发。② 　　一、选题宏大精深，接轨国家发展战略 　　国音项目无论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与省部级、市级、校级课题有所区别，其选题呈现出“大题大做”与“小题大做”的双重特点，以前者更为突出。 　　国音项目是站在国家立场、面对全局设立的课题，它所侧重的不是一般学术问题，而是针对我国艺术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我国文化建设中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研究，需要较为广阔的学术覆盖面，使成果惠及更多人。因此其学术体量较之一般课题更大，选题总体上与国家课题的层级与分量相匹配。如果研究对象为整个“中国”的某类音乐文化事项，这类选题更可能出现在国家课题中。笔者对已立项的国音项目进行了统计，标题中包含“中国”二字的有近九十个，约占总数的近30%；有些课题虽未带“中国”二字，但同样着眼于全局研究。“大题”一般需要“大做”，少数杰出前辈学者虽就某个宏大的对象也能写出高屋建瓴、富于启迪的单篇文章，但科研课题不同于一般论文，需要“大题大做”，就宏大的对象进行精深的研究，投入足够的研究时间，撰写出不亚于“小题大做”深度的学术著作来。这方面的实例可以举出向延生主持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音乐家众多，涉及音乐创作、表演、研究、教育等各领域，研究难度很大，仅靠几人之力实难完成。在此前后学界也有几部同类著作③，但只遴选了少数音乐家，与真正较为全面反映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生平与艺术成就的传记著作之间尚存差距。该项目的“大做”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共汇集314位音乐家，从1870年出生的沈心工至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基本覆盖了各领域的代表人物；研究人员上，多方协商选择最合适的人员撰写，使得项目的作者群体达数百位之多，保证了课题质量；篇幅上，每位音乐家传记为7000至8000字④，最终推出240万字左右的4卷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从著作篇幅与学术分量上保证了宏大选题与研究成果的匹配。 　　作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研究的组成部分，国音项目围绕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确立了一批体现国家意志与重大战略需求的选题。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当前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国音项目即设立了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当代音乐的海外传播研究》，此前项目负责人王耀华已主持完成了百余万字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两类重大课题均将中国音乐的国际传播作为选题，足见其重要性。再如，“一带一路”是当前国家的发展战略，围绕这一主题也有若干国音项目立项。 　　中外音乐比较或跨国课题研究的范围较广。这类选题的体量与深度难为校级、市级的课题承载，因而更易出现在国音项目中。如张筠青《中国戏曲音乐（部分）与外国歌剧音乐（部分）的比较》，戏曲与歌剧既有着音乐戏剧的共同特征，又有各自不同的艺术规律。尤其是中国戏曲音乐自成一体，不同于西方歌剧的艺术特点，需要在中外的比较中凸显自身的独特风格与构造规律。作者先从两种艺术形式的独立研究开始，再进行整体风格手法比较，历经十余寒暑，完成了《歌剧音乐分析》《京剧音乐分析》与《中国京剧音乐与外国歌剧音乐的比较》三部书稿。 　　二、突出各级课题特点，形成层次化的选题体系 　　经过多年探索，国音项目取消自筹经费项目，新增了重大项目，目前共有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西部五种项目类别。各级课题特点不同，主要依据选题分量、申报人条件等进行划分，形成了层次化的选题体系。 　　重大项目是层次最高、权威性